早在建国初期，美国联邦政府就参与灾害应急管理，但几乎很少见到其出台专门的公共安全科技政策。不过在历史上，美国政府历来重视科技发展。其中，《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Science：Endless Frontier）为战后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美国科技政策的蓝图和里程碑。1944年11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罗斯福总统给时任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局长布什写信，要求就如何把战时的科学技术经验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提出建议。万尼瓦尔·布什提交了一份《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开头就说“战争抗击疾病的进步依赖新知识的涌现”，接着举出科学征服疾病的各种例证，证明政府应该增加经费支持医学科学研究，还提到科学对就业、国防的重要意义。[1]可以看到，这份报告鼓励出台科技政策，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直到1950年，美国第一部综合应对救灾的法律《灾害救助法》得以通过。这成为联邦政府在灾害应急管理与应对中提供经济、技术、人力等援助的重要依据。在科技支撑方面，该法案经过1966、1969、1974年修改后明确：在灾难防备援助上，美国总统将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各州全面开展其具有可行性的灾难防备计划和方案；在灾难警告方面，总统应当指导有关联邦机构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它们能及时有效地收到灾难警告；发生重大灾难时，总统可以指示任何联邦机构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利用联邦法律赋予它的权力和它所拥有的资源（如技术和咨询服务等），来支援州和地方政府的救灾行动；等等。

1988年发布的《斯坦福德法》，是当时最为全面的救灾法律，并成为联邦应急管理局的主要职权依据。该法案十分重视科技在应急管理中的运用，授权总统制订灾害准备计划，利用以联邦应急管理局为代表的所有相关联邦机构提供服务，包括编制减灾、预警、紧急行动、恢复的备灾计划，开展灾后评估，建立年度评审项目，推动科学技术应用以及研究等。

具体而言，《斯坦福德法》要求围绕灾害预警、重大灾害救援计划等，提升联邦政府、州、地方和部落的应急能力。在灾害预警方面，根据《斯坦福德法》第202条规定，“总统应当指示相关的联邦机构向州、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以确保提供及时有效的灾害预警；总统被授权允许利用联邦、州、地方政府的民防通信系统或者其他联邦通信系统向地方发出灾难警告”。在建立重大灾害援助计划方面，《斯坦福德法》第403条提出，加强拯救生命和保护财产的工作和服务，如强化灾害预警能力、发布健康和安全相关的公共信息和援助，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灾害管理和控制方面的技术支持。由此，在联邦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各州、地方加强了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例如，改进了地震台网、大地测量网、地震仪、全球定位系统和相关基础设施，提升了地震预警能力。再比如，在发生重大灾害期间，总统授权建立临时通信系统，提供给州和地方政府使用。

20世纪90年代，信息通信技术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克林顿政府紧紧抓住了科技发展的浪潮。克林顿上台之后，提出“科学是技术的基本燃料，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提出了优先发展信息技术计划、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气候变化研究计划、传染性疾病、应付21世纪的威胁、航空安全、效率和环境卫生、植物基因组、食品安全、应付生态系统挑战的综合技术、教育研究计划、纳米技术等12个国家研发重点领域[2]，最终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这一时期，在政策的加持下，信息通信技术逐渐应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美国的公共安全治理能力迅速发展。

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制定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即“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该计划指出，“尽管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并不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可以为我们应对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做出贡献”。可以说，《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为信息通信技术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铺平了道路。以公共卫生领域的科技政策为例，1996年6月12日，克林顿签署“新兴传染病”决策指令（PDD/NSTC-7）。该指令指出，现有的国际和国家传染病监测、预防和应对体系不足以保护美国公民的健康，使其免受新兴传染病的侵害。对此，联邦政府与州和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公共卫生、医疗和兽医界合作，建立了一个以现代通信为纽带的全球传染病监测和应对系统，以应对新兴传染病。

1998年，联邦应急管理局正式定义了其IT基础架构，即“e-FEMA”战略。该战略要求建立联邦应急管理局应急信息支持系统，完善应急信息基础设施，提高政府部门的应急能力和效率。联邦应急管理局应急信息支持系统1.0版涵盖了高性能和高可用性的交换骨干网，通过现代压缩技术和宽带共享提高网络效率，集成语音、视频和数据通信服务，均衡使用公共交换网和VNN等。2001年，FEMA IT架构发展至2.0版本，应急信息支持系统发展成为国家事故管理系统（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NIMS）[3]。

2001年，布什政府时期的“9·11”事件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反恐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应急管理成了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2001年10月26日，布什总统签署《爱国者法案》。该法案以防范恐怖主义为目的，极大地扩大了执法部门的权限，并提出通过网络监视等手段提高国家安全。2002年发布的《国土安全法》对利用科技加强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提出了新要求。其中，第502条规定，联邦应急管理局应当建立一套全面的国家事故管理系统，将现有的联邦政府应急计划合并为一个统一协调的国家应急计划，制订开发互操作性通信技术的综合计划，并确保应急响应提供商能够获得此类技术；第509条规定联邦应急管理局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成的商业开发技术，以确保国防部的信息技术系统允许国防部通过多种通信渠道安全地收集、管理、共享、分析和传播信息，同时为推动联邦政府避免与私营部门进行商业竞争的政策，联邦应急管理局应该依靠商业来源提供该局所需的商品和服务。(www.daowen.com)

2003年，布什总统发布国土安全第5号总统令（HSPD-5），要求国土安全部建立“国家事故管理系统”（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NIMS）。国家事故管理系统是一种全面的、全国性的实践管理方法，适用于联邦、州、地方、部落各级政府部门，旨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统一且通用的标准，防止事故的发生，改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协调与合作，该计划主要由事故指挥系统（ICS）、多部门协调指挥系统（MACS）和公共信息系统三个关键部分组成。其中，通信和信息管理、支持技术是国家事故管理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技术方面，国家事故管理系统离不开语音和数据通信技术、信息系统、数据显示系统等技术的支持，也包括推动系统运作和事件管理活动的专门技术。同时，国家事故管理系统以五项关键原则制定了支持技术的标准，分别是互操作性和兼容性、技术支持、技术标准、官方的需求、战略规划和研发[4]。

2006年7月，国会对《国土安全法》进行了修改，加入了“紧急通信”的内容，用以加强国土安全部的应急通信能力。根据《国土安全法》第1801条至第1807条的规定，在国土安全部成立应急通信局（Office of Emergency Communications，OEC）和应急通信准备中心，制订国家应急通信计划，确保区域间应急通信的协调，提高城市和其他高风险地区的通信能力。

2006年10月，布什总统签署《后“卡特里娜”应急管理改革法》，重新强化了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改进信息技术系统。根据该法第640条规定，信息技术系统的改进围绕六个方面开展：一是确保联邦应急管理局中的多个信息技术系统（包括国家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后勤信息管理系统Ⅲ和自动部署数据库）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完全兼容，并可在适当情况下相互分享和存取信息；二是确保技术改进及时送达联邦应急管理局总部和区域办事处，以便实现无缝结合；三是开发和维护一种测试环境，以确保所有系统组件在发布前都经过适当和彻底的测试；四是确保该联邦应急管理局的信息技术系统有能力应用于应对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行为或其他人为灾害，实现救灾人员的追踪、任务分配以及商品和救济品分配；五是改进国家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六是为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员工（包括救灾人员）提供信息技术系统的培训、手册和指导，帮助确保员工能够正确使用信息技术系统。

2007年6月，联邦应急管理局发布的《美国减灾和应急救援法案》提出，“技术的使用和技术援助可以被用于——支持有效的公私自然灾害减灾伙伴；改进社区对于自然灾害脆弱性的评估；或者建立减灾优先性，为社区建立一个适当的减灾计划”。此外，该法案指出“一个州或地方政府可以使用它在一个财年中收到的财政援助的10%（不能超过），用于宣传减灾技术”。

2008年7月，国土安全部根据修订的《国土安全法》制订了第一个国家应急通信计划，其目的是在国家层面对应急通信作整体战略规划，提高紧急服务提供者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应急能力，加速实现全国应急通信系统的互联互通。

综上，早期的美国公共安全科技政策，主要见诸公共安全领域的相关政策。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在一些科技政策中，也开始强调信息通信技术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克林顿上台后，“信息高速公路”政策为公共安全领域的信息化应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