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作为一种理论，集中了研究者对现代化与当代社会发展方式的反思及其成果。总体而言，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主要集中于核能安全和风险评估的争论；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转向各种风险的比较研究及社会承受力问题；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主要针对科技风险展开讨论，从心理机制上对风险感知进行研究；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现在，人们开始全面探讨风险问题，科学、技术、专家意见的崩溃引发的不确定性、焦虑、冲突、对抗和分歧开始得到反思。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不同，学者对“风险社会”有不同的理解。

1.西方视野：风险社会的三类研究视角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西方开启风险社会理论研究。早先的“风险”更多指向“科技”“经济”等领域，随后风险语义不再局限于此，开始向社会理论领域发展，并成为社会学的关键范畴。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不可预测的风险，技术的“不确定”被凸显出来。社会学家开始尝试对现代化风险进行社会学视角的解读，学界最有名、引发最广泛研讨的便是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6]。西方学者对风险社会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制度主义、现实主义、文化心理等三类视角[7]。

一是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风险社会理论。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建构者，他们认为，早期现代性（或简单现代性）解决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的累积构成晚期现代性（或高级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激进的现代性等）的特征。由于风险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特征，所以才可以说出现了“风险社会”。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常态社会理论的一种反思和批判，也是对现代性和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一个独特视角。

二是以劳（C.Lau）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观点。他们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这些风险对于当前人类社会及其未来构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三是以道格拉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这些研究者尝试用“风险文化”取代“风险社会”概念。他们认为，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解释话语，不同群体对风险的应对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

比较而言，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理论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具体来看，“风险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学概念，是贝克在思考风险问题与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当代社会的定义，是对当前社会本质的新的概括，具有其独特的规定性。贝克认为，风险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其内涵、表现、危害范围等是不一样的，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分为前现代社会、工业社会、风险社会三种形态。而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另一种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是现代性内部断裂的结果，风险的广度、深度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拓展。在这一阶段，经济、政治、个人和社会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而风险也集中体现在两点：风险的“人化”以及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8]。(www.daowen.com)

吉登斯则在贝克的风险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拓展，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对风险社会理论做出了独到的解释。他把风险区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两种类型。前者指以时间序列为依据可做出评估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等。后者指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即人造风险，它是以人们以往没有体验到的，也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做出估计。他认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是，人们主要担心的不再是外部的自然风险，而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人造风险。

2.本土视角：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再研究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全球风险社会是从风险的视角对当今世界总体性社会状况的抽象和概括。在国内，学术界借助已有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开展了一些重要的本土化研究。研究议题大致可划为以下几类：

（1）中国转型社会的特殊表征。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嵌入，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在同一时空下汇聚，中国社会转型呈现时空高度压缩的跨越式特征，也就是说在同一时空界面上同时展开由前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和后现代性社会的跨越式转型。这种特殊性的跨越式转型在中国情境下具体表现为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9]。如南京大学教授童星指出，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又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大潮中，因而既存在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中的动荡和风险，又存在贝克、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中国当前的社会风险是叠加共生的，变现为社会目标单一、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冲突增生等[10]。

（2）现代风险社会在中国的新特性。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还具有历时性和复合性，传统问题与新问题同时涌现。总的来看，这些风险往往既不是纯粹传统的，也不是完全现代的，而是一种复杂性、混和性和系统性的风险[11]。有文章指出，除了高度的复杂性、风险的全球性等特征外，我国已进入以各种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为主要特征的风险社会[12]。代表研究如左亚文的《当今中国社会风险的哲学透视》、邓正来等与贝克的对话《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也有研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具有8个特点，即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巨大的以及风险有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机会[13]。

（3）国内风险社会呈现的多维议题。从宏观方面看，关于中国风险社会宏观表现的讨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风险说”“四风险说”和“五风险说”三种观点；从微观分析看，中国风险社会特定现象主要集中于公共安全风险、当代环境风险、科技伦理风险、危机传播风险四大议题[14]。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花费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城镇化，这种高速发展模式也可能引发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如自然风险、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