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超级全球化”反映的“互联网+”的平台经济运行模式以及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构成未来的社会生产方式,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彰显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理念。

必须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但是资本却是私有制,导致个别企业生产的有序性和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无序性之间冲突尖锐,这个根本矛盾得不到解决,资本主义的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

随着生产力提升、科学技术进步、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世界市场扩大,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延伸,必然要求资本配置从一国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向资本全球化。资本输出逐渐取代商品输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全球化没有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反而有可能使其更加激化,于是,出现了抑制和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思潮和举动。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共同存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意味着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内生的矛盾,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经济制度的变革。这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空间。

反全球化并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良策。全球化本身不是导致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根源,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反对全球化,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调整利益分配、财富分配,实现互利、共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将朝着以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的“超级全球化”演变。“超级全球化”是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运行模式,将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化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让全球化变得更为均衡、包容、普惠。

“超级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是数字全球化、智能全球化。“互联网+”人工智能,将推动世界信息技术革命不断深化,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支撑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是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先进社会生产力,而互联网平台成为与之配套的先进社会生产关系。“互联网+”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互联网技术在人工智能科学技术领域的一般应用,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的智能化升级,而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构成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不仅把工业时代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为智能时代社会生产方式,而且凸显了包容、共享、和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理念。

第二,传统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的社会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中国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超级全球化”的开放、包容、普惠的基本特征,必将引领、推动公平包容的国际新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滞后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在当今工业化与信息化并存的全球化时代,伴随数字全球化、智能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了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将有助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获得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

反思经济全球化,既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过程,也是不同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碰撞和相互渗透的历史过程。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生产的社会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又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矛盾。20世纪80年代后,由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在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同时,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不平衡问题突出,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危机频发,生态环境恶化,不确定性因素上升。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难以引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www.daowen.com)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推动者与引领者。中国主张将平等、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之中,为全球经济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智慧。

中国倡导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超级全球化”的开放、包容、普惠的基本特征,通过推动各国之间发展战略的有效协调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让更多的地区、国家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构建共同富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还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推动数字经济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成为普惠、包容的经济发展新业态,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小企业能够成为“超级全球化”的重要的参与者及市场主体,实现世界经济均衡、包容、可持续增长。

第三,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与教训,必将深化我们对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认识,从而更清醒地认清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提高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成功案例,而这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分不开的。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成功实践的理论总结,不仅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为世界各国解决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充分展示了全球化与制度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是对世界各国如何更好参与全球化进程这一重大发展问题的理论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于全球化大潮中,并在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中发展,并不断壮大。全球化日益改变中国,中国也开始影响全球化。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升华,也是中国实现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过渡的重要标志。通过“一带一路”这一实践平台,中国倡导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理念将写入新一轮全球化的规则之中。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塑造全球化的未来,也正在塑造人类社会的未来。

首先,“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化从西方到东方、从海洋到大陆、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到多样文明共存的转变。其次,“一带一路”联通广大发展中国家,整合区域和全球经济资源,开启了新一轮贸易投资交流热潮,给沿线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在共商共建中实现共赢发展。最后,“一带一路”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驱动的全球化不同,它不仅重视发展中国家,同时也重视中小企业和草根力量的作用。“一带一路”代表了全球治理的新方向,将对人类社会发展走向消除全球贫富对立分化、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消弭文明隔阂和文化冲突产生重要影响。

“超级全球化”孕育的发展理念以及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治理创新等方面体现的内在含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基本契合。中国应积极输出在实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略以及发展“共享经济”“普惠金融”方面的成功经验,使之成为信息全球化时代消除世界贫困、缩小贫富差距难题的最佳实践范例,以此树立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的引领者、主导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