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全球化”是以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为基础,以超越工业化、超越经济全球化和超级资本主义为特征,融合了本地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而形成了全新的全球化。没有国家可以关起门来搞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超级全球化”,中国面对“超级全球化”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一)信息化危机与信息文明

互联网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后,信息化危机频繁出现,要求从工业文明上升到信息文明。互联网与经济深度融合后信息的透明度与经济的共享性提高,如何防范信息化下的经济风险成为了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经济数字化、危机网络化要求防范包括数字霸权、道德风险、信息安全在内的信息危机,构建全人类的信息文明范式。例如,组织严密的电信诈骗、防不胜防的互联网金融骗局等。信息化危机的出现也要求提升信息文明程度。信息安全管理是政府面临的新挑战,工业化是以实物为媒介,过去几百年发展的工业文明无法解决信息文明中问题。

人的道德水平是解决信息危机的根源。典型的表现在金融领域。信息化推动电子货币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诈骗防不胜防,保护金融网络系统的安全也将上升到更高水平。另外,网络冲突与传统地区相比更隐蔽,涉及的面更广,攻击方成本更低,危害更大,化解信息化危机与提高信息化文明相伴相生。社会经济在利用互联网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对政府监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利用互联网多种渠道提高道德水平,从多方面推动信息文明的建设。

(二)全球治理危机与治理文明

信息数字时代,各国联系程度更强,孤立于世界将得不到发展。分享经济与合作经济、协作经济共荣发展,人类命运共同的意义更突出,需要营造全球治理文明的新理念和新规则。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冲击,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失灵更加频繁。全球治理从单纯的经济层面延伸到意识形态层面,协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成为全球治理走向新高度的基本条件。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影响与修复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正确处理发展不平衡成为了重要任务等,这些都是“超级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新课题。(www.daowen.com)

美式全球化的全球治理是国与国综合实力较量,“超级全球化”的全球治理延伸到了公司层面与网络领域。跨国公司的规模扩张必然要求国家更加开放市场,更大范围扩大准入,要求国家对人员的流动限制减少等,最终可能导致国家政策做出调整,甚至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因此,国家战略要从公司战略出发,以服务公司战略为导向,国家政策被跨国公司的公司利益绑架。因此,全球治理文明需要协调国家、公司、个人三方的利益关系,治理难度加大。

另外,“超级全球化”是供求的“超级本地化”与“超级全球化”。一方面资本、技术可以全球快速转移,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转移相对困难,生产将超级本地化,与此同时,通过互联网所建立的平台可以搜集来自全球的需求信息,需求受地域的影响将逐渐减小。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需求的全球化内在要求生产的本地化,然而,供给与需求在地理结构上的变化将对现有的贸易、投资、金融规则产生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将利用互联网技术深入产品构成的各个部分,WTO在网络化环境中对商品的管理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全球经济治理要求在网络层面出台新的全球性规则。数字竞争与数字规则将更加重要,G7合作需要在互联网监管上进行规则的协同,通过优化全球网络治理提升治理水平。因此,全球治理的主体与渠道也将发生变化。

(三)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文明

传统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亟待全球加快生态文明治理。全球气温上升将对人类生存产生重大影响,水污染、大气污染也日益威胁着健康,解决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在“超级全球化”时代,产业组织方式变革、人类生活方式变化、技术创新与进步发展等,共同推动实现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新目标。不断出现的生态危机让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生态文明是既要金山银山又有绿水青山的美好模式。

“超级全球化”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而进入崭新领域。万物互联后人类的存亡问题将从哲学层面回到现实,如何实现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将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人类为了满足欲望不断扩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能就环保达成共识的结果就是温室效应加剧、海平面上升,生态恶化倒逼资本主义改革。因此,“超级全球化”的发展结果蕴含了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全球生态文明将自觉走向以共存、共建、共享为核心的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