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的问题。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工业改革开放侧重于对工业企业微观经营机制层面的改革,通过努力提高市场机制在生产要素流量配置中的作用,以增量改革的方式降低改革的阻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将改革深入推进下去。

(一)通过放权让利探索“体制内改革”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标志着“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实验在全国推开。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放松对企业的计划控制;二是提高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到1980年底,全国试点的工业企业达6600家,它们的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1981—1982年全面推行了经济责任制和利润留成制,1983年和1984年分别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改革,1984年企业在用工、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自主权得以进一步扩大^[7]。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施为工业企业改革提供了动力,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分别于1983年和1986年掀起了两轮类似农村的承包制改革的高潮。到1984年底,全国80%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制^[8]。

(二)放松对民营经济的管制,探索“增量改革”

有别于“体制内”的放权让利改革,“增量改革”的是在保持既有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通过在非国有部门建立市场导向的企业,以促进经济增长。1978年以来,我国从法律和法规层面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予以肯定和承认,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了一定的空间。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意味着正视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性。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宪法高度规定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但是没有涉及私营经济。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第5条、第8条,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10条分别规定了私营经济和城乡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为了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1988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党和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明确,极大鼓舞了人们的创业热情,人们纷纷利用新出现的机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业活动。此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壮大,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以经济特区为平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之初,短时间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存在较大困难。为了实现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政府借鉴了“四小龙”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港的成功经验,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的方式与国际市场对接,引进国内经济发展继续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5月,国家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国家把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闽南的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列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国家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全方位对外开放基地的总体布局基本形成。

(四)这一阶段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一是工业经济规模增长的同时,轻、重工业比例更加协调。1978—1992年,工业增加值从1621.5亿元增加到10340.5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4%。1978年,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为43.1∶56.9,到了1984年这一比例调整为47.4∶52.6,轻工业的比重有所增加,改革前重工业占比过大的问题有所缓解。1992年轻工业与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46.6∶53.4,重工业占比与前一阶段相比有所回调,但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工业经济日益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发展的趋势,是符合工业化发展规律的。从工业品构成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以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照相机等为代表的消费品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极大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工业产品中,钢铁、水泥、化工产品、汽车和发电设备等的产量都大幅增加。1992年,我国煤、水泥、电视机的产量都上升至世界第一位。

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这一阶段,民营工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工业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工业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1978年,中国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为77.6%,集体企业占比为22.4%,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完全没有发展空间。而随着国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1980年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为0.5%,1985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1990年进一步提高到9.8%^[9]。

三是对外开放良好局面开始形成。经济特区在成立之初,均采取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外向型发展路径。以深圳为例,20世纪80年代,深圳通过积极承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三来一补”业务和积极发展“三资”企业迅速融入国际市场。浦东新区则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把握住了发达国家加速向发展中国家开展产业转移的潮流,凭借上海的人才和资源优势,承接了中高端水平的产业。

在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工业企业微观经营机制层面改革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工业企业微观经营机制层面改革是我党积极探索摆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有益尝试,极大调动了企业管理层和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管理层的决策效率,使广大国有企业开始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培育了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企业。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若干局限,一是企业在经营自主权扩大的同时市场竞争并不激烈,竞争机制对企业经营决策的约束比较弱;二是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引入部分市场机制导致生产资料供应和价格的“双轨制”,企业扩大生产的行为缺乏价格信息的指导,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待提高;三是由于产权关系混乱而产生了“内部人控制”问题;四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清晰限制了企业活力的充分释放,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