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亟须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温饱问题,而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1],因此经济发展要满足的已不是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而是要满足公众多样化的生活方式需求和高品质的生活品质需求。对于这一新形势,中共十九大报告进行了高度总结。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满足人民日益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要满足人民更高要求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还要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一方面,粗放型、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粗放型经济增长对环境资源造成损害,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力成本攀升,土地和资源成本均呈现高企趋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另一方面,过去的增长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领域如医疗、教育等不能满足公众消费需求,公众需要通过增加储蓄,以备未来养老、养病之需;另一方面高收入人群通过各种方式赴境外消费或移民享受更高生活质量。在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下,经济结构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缺乏制度基础。

(二)加工贸易比重持续下滑,工业制成品比重持续上升,贸易市场更加多元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高,从1981年的6%增长到1998年的53.4%。随着我国各类要素成本的上升,加工贸易比重开始下降,占比由2012年的34.8%下降至2017年的29%,一般贸易占比由2012年的52%上升至2017年的56.6%。在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不断增加,其中我国是机电产品第一大出口国,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也有大幅提升,2017年达到28.8%。在贸易市场方面,我国贸易伙伴更加多元化,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攀升。2011年开始,东盟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也快速增长,如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进出口增长约17.8%,但美国和欧盟仍是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在贸易新业态方面,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贸易新业态快速增长,成为外贸发展的新亮点。2017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总额达到902.4亿元,增长80.6%^[2]。

(三)我国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向引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格局(www.daowen.com)

改革初期,我国以引入外资为主,对外投资受到严格控制,这种情况延续到2004年。2004年我国非金融OFDI流量仅55亿美元,2005年开始,OFDI流量快速上升,到2013年冲破1 000亿美元关口,2015年OFDI首次超过IFDI,2016年达到1831亿美元,2016年可能受汇率影响因素较大。2017年我国对部分行业如房地产对外投资进行严格限制,加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对外直接投资明显下降,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582.9亿美元,同比下降19.3%。但在存量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已较大,根据《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8万亿美元,在全球存量排名跃升至第二位。

(四)从开放行业看,我国服务业开放和改革任务艰巨

从过去四十年的开放现状看,我国对外开放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开放和改革都相对滞后,在医疗、教育、文化、通信和信息服务方面,我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还相对较低。对于部分服务业,单纯的准入政策难以吸引大量外资或者民间资本的投入,还需要其他领域的配套政策,如教师、医生的职称认证,医学院的教学和医院之间的关系等等,而这些领域的改革,牵涉到事业单位的改革,面临的挑战非常大,开放和改革任务十分艰巨。

(五)从区域看,我国内陆承接产业的能力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开放区域集中于沿海,从开放4个沿海经济特区,随后开放沿海城市,这些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这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当时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以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活动需要靠近海洋,以低成本的海洋运输费用将货物输往全球。同时,内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尚在起步阶段,运输成本高昂。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大量到东部城市就业,间接带动中西部人口的经济收入。随着沿海经济水平的提升,内陆地区开发开放的经济红利不断提高,在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提升,而内陆地区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运输成本和人员往来成本不断降低,内陆地区大量人口集聚的消费市场也颇为可观,再加上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部分行业对运输成本敏感度相对较低。因此,内陆地区承接产业的能力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