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这不仅是中国新形势下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同时也将引领中国的新型开放经济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与开放发展。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方向

对外投资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就提出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15]。这是党和政府首次系统提出“一带一路”的概念,《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以“一带一路”为核心、互联互通为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手段、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为战略平台的中国对外投资新方向。

在2014年12月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16],明确了2015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总体要求。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17]。

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传达《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强调“推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推动与各国各地区互利共赢的产业投资合作。鼓励企业将境外投资获得的资源、产品、技术、营销网络、融资渠道等用于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同时也要发挥我国优势和条件,促进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1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意见,要求我们从问题出发,全面、深入地研究推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有机结合、相互配合的协调机制,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将政策研究的结果运用到实践。

“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利用外资战略的两大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更为关注引进外资战略。2001年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逐步形成了双向投资的格局。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有所提高,简单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的对外开放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自身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在某些高技术装备领域如高铁、核电和光伏产业等正在逐步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打造开放型经济的“升级版”已经迫在眉睫。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19]。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贸易、投资的协同发展

1.以“一带一路”为动力,实施双向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

第一,投资创造贸易,助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政策带动企业投资的典范。国有资本带动民营资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形成以中国国家资本引领,民间资本踊跃加入,以“五通”实现沿线国家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而实现中国与这些国家全面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合作共赢,实现开放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是投资创造贸易,实施双向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www.daowen.com)

第二,投资促进贸易。通过渝新欧、郑新欧等“中欧班列”的贯通运行,带动重庆、郑州等沿线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推动内陆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协同发展。目前,“中欧班列”不仅去程已经常规化、稳定化,实现了满载运输,回程的空载率也已大大下降,有利于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贸发展。

第三,投资贸易一体化。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开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抱团出海。境外经贸合作区不仅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投资服务,为“走出去”的企业解除当地法律、知识产权、会计、财务、基础设施、政策风险评估等各方面的后顾之忧,其规模也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打造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产业集群提供了条件。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下,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通关合作提供了条件。

2.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实现国家战略和地方战略的协同发展

第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两大国家政策的协同发展,构筑便利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新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1+3+7+1”自贸试验区格局的叠加,将内陆和沿海地区一以贯之,打通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使分割的国内大市场在两大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实现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

第二,城市合作与内外开放的协同发展。以上海、重庆等“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城市为支点,强化沿海和内陆开放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合作。重点城市、支点城市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港口城市、经贸枢纽城市和中国沿海、内陆开放高地之间的双向投资,不仅能够带动两国的进出口贸易,而且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

第三,双向投资战略下地区间发展战略的协同。在考虑了中央和地方协调之后,还必须考虑地方之间的关系,即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在地区间的协调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对外投资,东部沿海地区都要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地理原因。地区在产业发展上有差异,在同一个地区,大城市和小城市也有差异,因此,各地区都不可能是相同模式。要在引进来的产业发展上有地区差异,“走出去”上重点发展大都市的平台功能,即集聚跨国公司与金融服务等机构支持走出去总战略。

3.以“一带一路”为纽带,促进各地区吸引外资的协同发展

第一,合理引导资金流向,推动各区域“组团式”引资。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向高端制造业加服务业的方向转化。鼓励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吸引外资,鼓励跨国公司总部落户。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以适用技术为主,以解决当地就业和社会发展,突破技术和管理瓶颈,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不同区域实施“组团式”引资,逐步形成东西互济的格局。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要注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根据高、中、低端产业链的不同需求,以“梯度型”经济圈为基础,制定产业规划,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

第二,推动总部—加工基地发展模式的形成。发展总部经济是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外资战略和政策的重要抓手和途径。在制造业领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要面向全国,以中部地区为腹地,推动总部—加工基地发展模式的形成,并进一步探索东、中、西部地区形成总部—加工基地经济发展模式的可行性。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要探索总部—次级总部—内地次级总部的总部经济发展模式,通过资金流的汇聚,形成支撑点,并通过提供信息平台、融资平台、人才平台、物流平台等共享平台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服务,进一步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总部经济辐射效应。

第三,促进加工贸易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进加工贸易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关键在于: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转移,中西部地区要承接;二是要防止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出去的外资迁移到了周边国家;三是要防止东部沿海地区的低端制造业外资转移出去了,高端制造业外资又引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