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上而言，“安哥拉模式”推动了安哥拉的社会恢复，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在安哥拉向西方传统援助国和国际组织寻求贷款受挫的情况下，中国无附带条件的高额援助为安哥拉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安哥拉提供的优惠性质贷款条件较为宽松，允许贷款国以石油资源为担保、以石油出口创汇为偿还。这种模式极大地保障了安哥拉政府发展的主导权，为其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2002年内战结束时，GDP仅仅114亿美元。随后中国与安哥拉援助框架协议的签订，使其经济逐步恢复。从2004年到2008年，其GDP年增长率均保持在10%以上，截至2009年底GDP已猛增至350亿美元。安哥拉的主要经济支柱石油日产量由2002年的不到90万桶增至2008年的200万桶。至2011年，安哥拉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750美元，已经属于较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成为非洲第四大经济体。^[1]

中国的发展支持极大地改善了安哥拉人民生活环境。其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安合作快速改善了安哥拉社会硬件环境。如2002年，位于罗安达市郊的经济住房项目竣工，这批由中国江苏国际集团承建的“中国村”被多斯桑托斯总统高度赞扬为缓解了当地居民住房困难的民居工程；2004年7月开工，2005年11月移交安方，2006年2月正式开业的罗安达总医院由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承建，建筑面积达8000平方米，安总统出席开业仪式；2007年1月，中国政府向安哥拉外交部赠送了大量的办公设备，包括电脑、空调、复印机等，极大地改善了安外交部的办公条件。^[2]在职业技术培训领域，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4月在安哥拉全资捐建“中信百年职校”，面向当地招收有学习能力的青年贫困女性，免费提供培训并推荐就业。学员毕业后颁发安哥拉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根据安哥拉的市场需求，学校开设酒店服务、计算机等专业，培养具有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具有独立生活能力和城市文明习惯、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活动的合格学员。截至2018年，中信百年职校已累计培养学生200余名并帮助其实现就业，得到了中安两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3]

中国的发展支持还增加了安哥拉与其他国际发展机构的议价能力。中国灵活的贷款条件使得传统援助国和援助组织不再是安哥拉获得援助的唯一途径。因此，安哥拉在与IMF进行贷款谈判的过程中，IMF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条件，包括提升石油收入透明度等，被安哥拉拒绝。在德国等DAC国家的斡旋下，IMF逐步调整了针对安哥拉苛刻的贷款条件。

此外，中安合作也使得安哥拉成为中国在非洲仅次于南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一方面，“安哥拉模式”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通过“基础设施换石油”，中国的石油进口来源地进一步优化，能源风险有所下降，对非的能源依赖则将长期持续。安哥拉市场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油进口国，从2005年的13.7%上升为2009年的15.8%，安哥拉原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比重呈上升趋势。^[4]另一方面，中安合作也加快了中国企业参与安哥拉国家重建的步伐。通过石油担保，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支持了大批项目，而中国企业作为这些项目的实施方，以此为依托走进了安哥拉市场。除了中信、中水电、中石油等大型国有企业外，华为和中兴等私营企业也积极拓展百业待兴的安哥拉市场，并逐渐超越爱立信成为当地通信行业的主要运营商。

然而，“安哥拉模式”的风险也不容忽视。由于长期以来石油换贷款，安哥拉发展经济多元化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时至今日，石油开采和出口仍然是安哥拉支柱产业，然而这种出口仅指原油出口，安哥拉本国并没有形成石油加工的全产业链。石油的炼制和加工由法国道达尔（Total）和英荷壳牌（Shell）所控制。同时，其他行业发展严重滞后，成了典型的被“资源诅咒”的国家。当前，安哥拉政府越来越注重发展经济多样化，试图摆脱国家长期依赖资源出口的状况。

专栏26——中非产能合作应超越安哥拉模式

中非能源合作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以原料出口为偿还方式的“安哥拉模式”，推动了双方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以此为蓝本，中国对外能源合作迅速发展。(www.daowen.com)

但“安哥拉模式”当前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下存在潜在风险。一是安全风险，在能源领域接受中国贷款最多的20个国家中，有13个被OECD评级为存在巨大风险。二是偿还风险，以商品出口为偿还条件的贷款方式，不仅可能影响到非洲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而且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导致了巨大的不良贷款风险。三是环境风险，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化石燃料开采以及建设水电站，可能给受援国造成环境风险。四是社会风险，中国的投资一方面遭到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抵制，另一方面也面临国际体系的规制。

为顺畅推动中非产能合作，笔者建议在解决非洲融资可持续性方面，尝试突破“安哥拉模式”。

首先，创新项目筹资方式。一是对接主权财富基金。埃及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拥有相当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用于支持公共设施投入。中国可探索将援助资金与受援国自有的主权财富基金进行对接。二是扩大混合贷款比重。应积极探索商业融资、公私伙伴关系融资等多种模式，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与我援助资金进行配比，分担我优惠贷款风险。

其次，发挥优势产能技术优势。一方面，加强对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推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加入中非产能合作，实现我优势产能顺利落地；另一方面，灵活开展与发达国家的三方合作，尝试与美国的“电力非洲”计划、荷兰的“非洲沼气伙伴项目”等进行协调统筹，既可避免援助项目的重复浪费，也可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我技术能力，实现向优势产能的转化。

最后，加强贷款前期评估。一是建立风险指标体系。借鉴国际评级标准和模型设置方法，选择适合中国战略需要的评估参数，做好大数据搜集与处理，构建针对合作国的、实时的动态评估数据库。二是加大前期论证力度。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选取第三方评估机构，确保其专业性、独立性和客观性。支持评估机构开展针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实地调研，重视对潜在项目的软环境评估，对未来风险进行反复、科学的对策论证，不急于上马。

（载《环球时报》2016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