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雷尔访华后,卡翁达仍旧寄希望于美国,并不时打出“中国牌”来试图说服美国改变立场。1965年初,坦赞铁路计划因为南罗得西亚政局动荡[36]而变得更为紧迫。卡翁达借一次会议之机向美国官员暗示周恩来正准备答应援建坦赞铁路,并请求西方国家抢先提供这种帮助。[37]
东非的政治动荡使美国不得不认真对待坦赞两国提出的铁路计划。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美国在东非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第一,坦赞两国在非洲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是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哨阵地,在支持地区种族平等、反对少数白人统治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赞比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铜出口国之一,铜出口量的减少将对美英及其他铜消费国造成严重影响。第三,坦赞两国都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联合国、军备控制和越南问题上有重要作用。第四,美国最担心的还是中国会借修建坦赞铁路将势力“渗入”,影响坦赞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倾向和未来的发展道路。但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修建坦赞铁路无利可图。[38]
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使美国决策层陷入激烈的争论。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哈里曼支持援建坦赞铁路,担心如果中国提供援助将使美国“被隔绝于南部非洲”;而反对者如国务卿腊斯克则认为将修建坦赞铁路等同于中国在非洲的胜利言过其实。[39]在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后,有关中国将援建坦赞铁路的传言更加确凿。[40]美国总统约翰逊开始主张美国应当与英国合作对坦赞铁路展开勘测。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认为美国援建坦赞铁路是解决南罗得西亚危机的最佳方案。第一,修建坦赞铁路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届时危机已成过去时,而这条花费数百万美元的铁路将成为累赘。第二,当前由赞比亚和南罗得西亚共同拥有的铁路线恰好是阻止双方采取急躁的报复性行动的最好工具。第三,中国政府或许无法为如此庞大的铁路建设工程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第四,与铁路相比,公路更为廉价和合理。[41]
于是,美国向坦赞两国提出由一个美国公司修建高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也即后来的大北公路,坦赞两国表示接受。但是美国此举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南罗得西亚危机结束,迟迟没有采取实质行动。[42]
在中国宣布派出考察组后,英国力图在1965年6月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向坦赞两国施压,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商定,由两国三家公司共同出资,由英国利费赛·汉德森、马科斯韦尔·斯坦普咨询公司和加拿大航空服务公司联合出资对坦赞铁路进行考察。[43]这使得赞比亚再度燃起希望。1965年8月,当中国开始派遣考察组对坦桑尼亚境内拟修建的坦赞铁路进行考察时,赞比亚工作人员警告中国考察组不得越过坦赞边境线。[44]
赞比亚之所以回避中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政治方面,赞比亚虽然和坦桑尼亚一样实行不结盟与反对种族主义的政策,但是国内民族、种族问题复杂,使得以卡翁达为首的赞比亚政府在独立初期将工作重点放在巩固政权方面。因此,卡翁达担心如果接受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将意味着直接与西方站在了对立面。第二,在经济技术方面,赞比亚既严重依赖铜矿资源又严重依赖殖民主义及其控制下的国家。西方国家不仅是赞比亚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而且是其主要开发国。第三,英殖民主义者在赞比亚的影响仍然很深。英国不但控制了赞比亚的矿业等经济命脉,而且还在赞党派竞选中扶植代理人。第四,当时中赞关系还十分脆弱。赞比亚对中国缺乏一定的了解。尽管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赞比亚的外交关系,在1964年10月29日赞比亚独立当天,中国就宣布同赞比亚建交,并旋即在赞比亚设立了大使馆。但是,赞比亚却迟迟不愿派遣驻华大使。[45]
然而南罗得西亚的独立迫使赞比亚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态度。1965年11月,南罗得西亚以史密斯为首的白人政党宣布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赞比亚、坦桑尼亚、加纳、几内亚与马里等国强烈要求英国派军队对史密斯集团予以镇压,但是英国政府拒绝派出地面部队,声称只需要实行经济制裁的手段就可以在几个月之内让史密斯政权垮台。[46]在经济制裁方面,英国禁止南罗得西亚的资金在伦敦市场上流通,并宣布禁购糖和烟草等南罗得西亚的主要出口物资;冻结南罗得西亚人在伦敦的资产。此外,英国还在联合国倡议所有国家断绝与南罗得西亚的经济交往,导致赞比亚参与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后,面临生产、运输等一系列问题。[47]但是,由于南非和葡属莫桑比克与安哥拉拒绝参与对南罗得西亚的经济制裁,英国所倡导的经济制裁手段逐渐流于形式,并最终放弃。[48]西方国家虽然担心共产主义国家借机扩张在非洲的影响力,但更担心强硬政策会引发同南非和葡萄牙政府的对抗,从而影响其在当地的投资与利益。[49]这使得赞比亚与西方渐行渐远。(www.daowen.com)
于是,赞比亚开始主动和中国拉近距离。1966年8月,卡翁达派副总统卡曼加访华。其间,周恩来总理先后同他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卡曼加在第一次会谈中对修建铁路只字未提。次日下午,在同卡曼加的第二次正式会谈中,周恩来主动将话题引向铁路问题上。[50]周恩来告知卡曼加:“如建你们国家那段铁路,也采取同样的政策:西方愿意修就让他们修,他们修不下去我们还可以接着修……援助的形式是无息贷款,规定期限还款。如果到期还款有困难,可以延长;如果再付不出,还可以进一步延期。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问题,如果阁下同意,我们可以简单地签订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可以公开,也可不公开,这完全由阁下决定。阁下如果需要,则签;如果认为不适宜,则请代交卡翁达总统……我们的任何援助和贷款是不附带任何特权和政治条件的。”[51]卡曼加对此表示感谢,并表明将同卡翁达协商,然后再同中国驻赞大使商谈。
1967年6月,卡翁达总统抵京。6月22日上午,周恩来和卡翁达总统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卡翁达未提及筑路一事。6月23日傍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卡翁达举行第二次会谈。双方谈论开始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的独立问题以及卡翁达对非洲军人的夺权问题表示忧虑。卡翁达仍未主动提出援建铁路的要求,周总理体谅其自尊与困难,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修建铁路问题,并反复询问有关情况。卡翁达说,访华之前已向美国和日、英、法三国私人公司提出要求,下个月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马拉维四国要召开财政和交通运输部部长会议进行讨论,做最后决定。因此,想先了解一下中国政府的意见和态度。周总理表示,我们已与尼雷尔总统谈过多次,答应帮助修建,我们是把坦桑和赞比亚一起考虑的。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投资,并且将把有关设备从海上运去。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卡翁达满意地表示:“我不可能要求更多的了,在目前阶段,你们愿意帮助我们修,完全满足了我们现在的要求。”[52]
接下来,在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中,卡翁达说:“我只不过顺便提到铁路问题。我已和总理先生详谈了这个问题。我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马上通知你们。”毛泽东说:“将来非洲国家都独立了,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就可以发展铁路了。”卡翁达回复说:“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毛泽东说:“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53]同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谈使卡翁达深深感动。他回国途经坦桑尼亚便与尼雷尔共同商定,很快派政府代表团赴北京同中国商定修建坦赞铁路有关问题。
1967年8月30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坦桑尼亚、赞比亚联合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在谈判开始前,坦赞代表就向中方提交了英、加两国于1966年8月发布的勘测设计报告,并要求中方据此进行施工。对此要求,周恩来凭借多年领导国内铁路建设的经验,初步判断这份报告只是考察报告,而不是设计报告,强调坦赞铁路由中国援建,其考察、勘测、设计、施工都应由中国负责。周恩来叮嘱李先念:要派专家仔细研究报告,并将报告内容向坦赞两国朋友进行详细说明。[54]在9月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财政部长分别代表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规定,修建坦赞铁路分三大步骤进行:(一)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就铁路工程进行考察,其费用由中国负担。(二)中国政府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对铁路工程进行勘测,根据考察、勘测的结果,由中国方面进行设计。(三)根据设计结果,由中国政府派遣必要数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坦赞两国政府组织上述铁路工程的施工。[55]
坦桑尼亚《民族主义者报》发表社论赞扬中国援助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社论说,中国的无息贷款“是本着友好的精神提供的。协定尊重了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56]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卡鲁姆在桑给巴尔对坦噶尼喀全国工人联合会的18位负责人说,他听到中国将以无息贷款帮助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感到高兴。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将增进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间的合作,发展两国的经济,并大大有利于整个非洲。必须动用一切力量,发扬首创精神,去建设这项最大的工程。[57]而西方媒体一面惊呼中国通过援建铁路必将把坦赞两国打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桥头堡,[58]一面又质疑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59]随着铁路建设的启动,西方国家间又在相互抱怨没有修这条铁路。[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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