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屡屡碰壁的情况下，尼雷尔开始考虑试探一下中国的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尼雷尔在意识形态上颇具社会主义思想。在留学英国期间，他吸收了英国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形成了乌贾马社会主义。^[15]在对华政策上，尼雷尔曾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给予中国有力支持。另一方面，中国的对非政策增强了尼雷尔对华求援的信心。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开始出现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分歧。在此情况下，原来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难以再适应现实的需要，急需在国际上寻找新的盟友。1955年召开的亚非万隆会议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首次官方接触。会上，面对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不解和敌意，^[16]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增进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拉开了中国与非洲建交的序幕。殖民主义强加的现代化严重扭曲了非洲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17]因此，毛泽东主席多次公开表示对非洲独立运动的支持，^[18]使非洲看到了美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19]1956年10月底，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对埃及人民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不仅在道义上予以支持，也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赠送了2000万瑞士法郎。^[20]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马里发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并全文写入当日发表的《中国和马里的联合公报》中。这“八项原则”成为指导中国援外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地表达了中国真诚地支持广大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解放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外交立场和政治决心。这对尼雷尔来说无疑具有吸引力。

1964年6月，尼雷尔派总理卡瓦瓦访华。中坦两国签署了第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中方向坦方提供1000万英镑（合6896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用于建设成套项目。同时，双方还签订了提供300万美元（合735万元人民币）财政援助协议。对于坦方要求援建的纺织厂、农场、农具厂、广播电台等项目，中方迅速派专家进行可行性考察。^[21]双方于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分别签订了无偿援建一座短波广播电台和在上述贷款项下援建友谊纺织厂、鲁伏农场、乌本戈农具厂的协议。

中国对坦提出的经援要求慷慨承诺并迅速启动，使尼雷尔确信中国对非援助是真诚严肃的。1964年12月29日，卡瓦瓦总理向中国驻坦大使何英谈了尼雷尔访华意图。在访华前一周，尼雷尔安排商务部部长巴布来华商签贸易协定。周总理指示驻坦大使何英向其了解尼雷尔访华的设想。巴布说，尼雷尔想修一条铁路，帮助独立的赞比亚突破受殖民主义统治的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南非的包围，将赞比亚的铜运出来。这条铁路很难修、耗资大，希望中国不要断然拒绝。^[22]何英将巴布谈话内容写成请示报告。

何英报告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立即转呈周总理。随后，周恩来和陈毅迅速邀请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前来，征询其对援建坦桑尼亚境内铁路及整条坦赞铁路的意见。吕正操首先表示，如果真要帮助非洲朋友修铁路，铁道部一定把最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派出去。方毅对该项目的资金规模表示忧虑：“用这样大的财力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店。”^[23]

听完吕正操、方毅的发言，周恩来谈了五点意见：第一，修建坦赞铁路确实是坦赞两国的迫切需要。尼雷尔总统亲自来求援，应该满足其要求。第二，在财力和技术上我国可以承担。勘测、设计、施工整个过程将需八九年，平均每年所需费用不过几千万，卡翁达尚未下决心要求中国援建，如只援建坦境路段，费用更不成问题。第三，集中力量援建一个大工程的效果和影响决非多搞一些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第四，建设这样宏大的跨国工程必然会遇到新问题，需事先派出精干的专家组进行考察。第五，我国同意援建势必引起西方的恐慌。它们有可能被迫同意援建，尼雷尔可以用中国作为谈判王牌，反对它们的苛刻条件。^[24]

陈毅、方毅、吕正操都赞同周总理的战略分析。会后，周恩来授意外交部立即给中央写一个请示援建坦赞铁路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圈阅表示同意。于是援建坦赞的决策就这样初步敲定。

中国高度重视尼雷尔的访华，细致安排接待工作。尼雷尔一行于1965年2月17日上午飞至北京。2月18日下午，中坦两国领导人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李先念、方毅、张爱萍、乔冠华以及何英等。双方会谈很久，仍不见尼雷尔提出坦赞铁路问题。于是刘少奇说：“请总统阁下坦率地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予以考虑。如果我们有困难，我们就直率地说明。”尼雷尔委婉地阐述了坦赞铁路对于坦赞两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坦言西方都拒绝支持，最后试探性地说：“修建这条铁路所需要的投资很大，而投资的主要部分在坦桑尼亚境内。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使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么办。”刘少奇回答说：“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进行勘察……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情，我们干，我们一定帮助你们修……坦赞铁路建设与赞比亚有关，你们可以同赞比亚商量，我们也可以同赞比亚商量，不管赞比亚持什么态度，我们将尽快派勘察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勘察、选线，然后再进行设计。”^[25](www.daowen.com)

下午4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尼雷尔。简短地寒暄之后，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因为是互相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26]至此，中国同意对坦赞铁路的援建。

当晚，周恩来又与尼雷尔举行了小范围会谈，只有方毅、张爱萍和坦外交部部长坎博纳参加。双方讨论了援助的有关问题。谈到勘察铁路，周恩来说，同时还要勘察铁路线附近的煤矿，并提到铁路、煤矿建设是长期的。他与尼雷尔商定：确定下来的项目，特别是坦赞铁路，暂不公布。^[27]随后，铁道部第12次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援助坦赞铁路事要注意，非洲虽多发展中国家，但有些东西很先进。我们要拿最好的东西去，不能叫朋友失望。”^[28]

尼雷尔访华取得丰硕成果。中坦双方不仅签订了友好条约，宣布加强合作和互信，而且还签订了全方位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协议。更重要的是中方原则上对援建坦赞铁路做了肯定的答复。

尼雷尔访华后不久，周总理就应尼雷尔邀请于1965年5月访问坦桑尼亚。其间，周恩来与尼雷尔就援建铁路一事进行了会谈。当时一些西方大国已开始猜测中国将援建坦赞铁路坦境段，由于害怕中国影响深入非洲，他们在攻击中国和尼雷尔的同时，又做出要援建坦赞铁路的姿态。尼雷尔在会谈中坦诚地表示：他不相信西方国家真有诚意，但他深知中国并不富裕，还要援助许多国家，援建坦赞铁路将是中国沉重的负担。因此，他拟同卡翁达总统一道，在即将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再做一番努力，促使英联邦的富裕国家援建坦赞铁路。周恩来恳切地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观其成。如果他们提出苛刻条件，总统阁下可以用中国援建的条件同他们斗争。如果他们只喊不修，中国照修。如果他们中途停修，中国接着修。为配合总统的斗争，中国将尽快派出考察组赴坦考察。^[29]双方还商定，把中国准备援建这条铁路的消息公之于世，以观察西方各种政治势力的反应。随后尼雷尔公开宣布：“一定要修建坦赞铁路，无论援助国是西方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30]

会谈后周恩来指示，派铁路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具体研究修建坦赞铁路的可行性。^[31]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迅速向李先念副总理和邓小平代总理呈报《关于向坦桑尼亚派水文地质综合考察组的请示》，对外统一以水文地质综合考察组的名义派出。铁道部指定第二设计院承担坦赞铁路勘测设计和踏勘任务。踏勘分两组进行，共17人。^[32]1965年8月，中国派出援建坦赞铁路考察组对坦桑尼亚基达杜至通杜马段进行考察。临行前，周恩来指示：“未来的坦赞铁路技术标准要略高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既有铁路的技术标准。”^[33]

考察组于同年12月底回到国内，考察历时4个月，途径3省11县，行走6570公里，完成约700公里的线路考察，并与坦方签署了关于该段铁路基本走向和主要技术标准的会谈纪要。^[34]1966年4月，铁道部向对外经委报送《关于坦桑尼亚铁路考察工作报告》并附《坦赞铁路基达杜—通杜马段主要技术条件会谈纪要》。9月，中国考察组向尼雷尔提交了《关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拟建坦赞铁路基达杜至通杜马的考察报告》。毛主席在谈到援建坦赞铁路时指出：“要下决心干。”^[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