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成立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非双方建立了持续稳定、相互扶持、全面发展的新型伙伴关系，在重要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快。为了推动中非投资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积极与非方深度对接发展战略、系统梳理合作项目、设计搭建内外机制，共同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实。具体来看，目前中非投资合作呈现两个特点：第一，投资合作规模逐年上升。近年来，中国对非投资存量呈现稳定增长态势。2017年，中国流向非洲对外直接投资41.1亿美元，同比增长70.8%，是五大洲中增长最快的目标市场。对非洲直接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截至2017年末，中国在非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为43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2.4%。第二，对非投资仍然比较集中。首先是国别集中。根据《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7》的统计，从存量看，截至2017年末，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的52个国家开展了投资，投资覆盖率为86.7%，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3400家，占境外企业总数的8.7%，主要分布在赞比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加纳、安哥拉、乌干达等国家。从流量上看，2017年对非洲投资主要流向安哥拉、肯尼亚、刚果（金）、南非、赞比亚、几内亚、刚果（布）、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其中，对安哥拉直接投资流量为6.4亿美元，同比增长3.9倍；对肯尼亚直接投资流量为4.1亿美元，同比增长13.8倍。截至2017年末，中国在南非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4.7亿美元，位居非洲首位。其次是行业集中。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行业领域继续拓宽，行业仍保持相对集中。2017年，中国对非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5个行业领域，依次为建筑业（29.8%）、采矿业（22.5%）、金融业（14.0%）、制造业（13.2%），以及租赁与商务服务业（5.3%）。建筑业及采矿业仍继续保持在前两名位置。其中，建筑业占比比上年上升1.5%。金融业增速加快，占比上升2.6%。上述5个行业投资存量合计为367.4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84.8%。^[3]

尽管中国对非投资逐年稳步增长，但当前依然存在一些制约中国对非投资的瓶颈，集中反映在融资以及投资保障等方面。一是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在融资上面临一定困难。中国企业对非投资项目大多周期长、资金需求大，但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对境外法律担保可执行力的担忧，对“外保内贷”等业务的办理缺少积极性，尤其是对民营企业，授信额度控制更严，且审批环节多、周期长，企业很难真正得到资金支持。与此同时，目前非洲国家的金融制度、融资方式、融资条件以及融资法规与国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资企业如果想在非洲当地进行融资，难度也较大。而向国内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即使成功，也会面临汇率波动风险，而且相关利润可能会因为当地国家的外汇管制而无法及时汇回，给企业造成损失。二是投资保障不到位。一方面，之前中国签署的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双边投资协定）主要内容是立足于政府间经贸争端的解决，不利于有效保护中国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对外投资权益；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信保在协助企业转移投资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在承保规模方面仍较为有限，承保费率也相对较高，使一些投资企业望而却步，而且对所承保风险缺少分保机制，没有一般保险机构的参与。

基于此，开展金融合作对于破解中国对非投资瓶颈、引领中非合作精准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可探索与非洲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开展股权合作，联合为非洲伙伴国提供行业规划、项目咨询、项目投资及运营管理等相关支持，推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开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经济温和增长，将是最近两年非洲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这些国家都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但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这些以资源出口盈余为来源的主权财富基金也饱受损失。鉴于主权财富基金主要面向海外的投资战略一直为国内公众诟病，加上信贷危机期间的大肆收购交易报亏，公众质疑其在浪费国家和人民财产。为支持本国经济，平抑国内众怒，主权财富基金收缩海外投资，转而投向本国股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本国经济。同时，由于主权财富基金规模较大，投资又多以长期投资为主，而且对投资回报率的要求仅为5%以上，投资策略追求稳健原则，与“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投向一致。再加上主权财富基金治理模式的优点在于其主管部门是国家机构，能够从更高层面对基金进行战略管控，从而对市场变化做出更及时的判断和反应。此外，主权财富基金的负债率极低，一般不会因资本充足率或定期偿付额不足等因素而从市场中突然撤资。因此，探讨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合作模式成为当前“一带一路”资金合作重要路径之一。中国可通过与非洲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展金融合作，有效汇聚金融资本，拓宽项目的资金来源。

表2　2019年中国与非洲国家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情况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Sovereign Wealth Fund Rankings https：//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sovereign-wealth-fund。

其次，推动中非发展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与非洲当地金融机构联合组建多边金融公司，开展针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贸易融资、股权融资以及融资租赁业务，利用资产证券化、发行固定收益证券等方式提高项目的收益率。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产能合作”战略指引下，先后成立了两支“类主权财富基金”。2014年成立的“丝路基金”注册资本100亿美元，既是一个回收周期更长的私募股权投资（PE），又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丝路基金偏重股权投资，共有四个股东，都是企业法人。可以进行股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投资，也可以与国际开发机构、金融机构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还可以进行资产受托管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丝路基金也对能够责任共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有实力的合作伙伴持开放态度。此外，2016年1月7日，继中非发展基金之后，中国又一只专门针对非洲的投资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完成注册并启动运作。中非金融合作，特别是投融资合作进入多强并进、多元发展的新时期。至此，中国将有中非发展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两只规模分别为100亿美元、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对非投资的单只基金。中国政府可推动这些“基金”与非洲国家当地的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创新金融产品，共同注资大型的互联互通项目。

再次，加快建设南非离岸人民币中心。目前，全球24个国家公开宣布持有人民币，其中非洲国家有6个。^[4]非洲需要建立离岸人民币中心，承担投融资及提供流动性、风险管理、国际清算的渠道职能。南非作为非洲的经济、贸易、商务、金融、物流和资金流中心，是中非经贸的桥头堡，也是非洲唯一的金砖国家和G20成员国，具有建立非洲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天然优势。^[5]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15年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在南非的使用量较2014年增长33%，较2013年增长191%。2015年6月，南非与中国（含内地和香港）间的直接支付约三分之一采用人民币结算，而2014年同期仅为约十分之一。^[6]由此可见，在南非设立离岸人民币中心具有较强的优势，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复次，在非洲增设中资银行的分支机构。一方面，建议简化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审批流程，建立覆盖非洲主要区域的机构网络，弥补北非、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经营性金融机构的空白。中资金融机构在进行网络布点时，可将中非工业化合作的先行示范国家和产能合作重点对象国作为起点，有序扩展。另一方面，建议中资银行以收购方式进入非洲银行业。例如，2008年3月，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7]自此，双方全面开展了在资源银行、公司银行、投资银行、全球资源基金、非洲与国际业务以及全球市场等六大业务领域的合作。

最后，推动金融工具多样化。金融工具种类缺乏，削弱了金融中介的作用。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探索新的支持模式，开展国际结算、保函、贸易融资等低风险业务，鼓励保险公司创新与进出口业务有关的保险品种。为应对非洲国家金融体量较小、货币稳定性差、信用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可通过信托投资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提供有针对性的融资和担保，鼓励融资租赁为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提供支持。逐步扩大货币互换规模，推动双边贸易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并考虑在具备条件的国家之间建立多边结算体系。

专栏21——亚洲开发银行发展融资模式改革对“一带一路”融资借鉴意义

到2017年12月末，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的贷款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并且收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Moody’s）给予的AAA级评价，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次改革不仅对于国际发展筹资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国内开发性金融改革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指导参考，而且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更高效的融资支持。

亚行推动软、硬贷款窗口合并，是应对当前经济格局变动的必然之举，因为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了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最缓慢和最乏力的一次复苏。同时，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较大的缺口。基于此，亚行不得不探索新的范式，以提高其筹资和放贷能力。

亚行的改革措施是将软贷款和硬贷款两个窗口进行合并。其中，软贷款窗口提供亚洲发展基金（ADF），是捐赠基金，每四年进行一次增资，向贫困国家提供优惠贷款（长期限、低利率）和赠款，接收国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越南、尼泊尔和柬埔寨等；硬贷款窗口提供普通贷款（OCR），是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准市场利率贷款。

具体而言，亚行的改革内容包括：第一，把ADF的股本和贷款业务并入OCR的资产负债表；第二，将ADF作为赠款专用捐赠基金，向符合条件的国家提供赠款援助；第三，继续为贫困国家提供来自扩大后的OCR优惠贷款，条款和条件与ADF贷款一致。

该改革放宽了针对ADF和OCR的诸多限制，将ADF股本转为OCR股本（普通储备金部分），更有效地利用扩大后的OCR资产负债表。

一方面，亚行改革增加了亚行对贫困国家（以前ADF国家）的资金援助，使得符合ADF接收条件的贫困国家能够继续收到来自扩大后OCR的优惠贷款，条款和条件同ADF贷款一致。另一方面，增加了来自扩大后OCR的非优惠业务，有助于进一步支持当前仅接收ADF的国家转变为混合国家，并从混合国家名单中进一步转为仅接收非优惠资金的国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球经济发展也逐步放缓。映射到全球发展领域，就必然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压力下行。这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包括资金缺乏，成本较高，回收期较长，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等。而在财政支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满足需要考虑释放更多的融资渠道。因此，当前在共商、共享、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可尝试借鉴亚行改革的经验，创新发展筹资模式，扩大资金基础、提高贷款流动性，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第一，推动两优结合。优惠贷款与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在管理机构、贷款流程以及资金投向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也一度造成了受援国的困惑。未来可在操作层面上推动两“优”结合，赋予进出口银行更大的决策权和评审权，加强问责力度，从而降低贷款回收风险、提升资金流动速度。

第二，扩大混合贷款。推动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与主权财富基金和商业贷款相结合，共同资助跨区域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能够发挥援助资金的政策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灵活设计贷款偿还条件，规避单纯使用援款的道德风险，加快资金回笼。

第三，动员民间资本。一些沿线国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导致中国企业利润难以汇回，使得私人资本在当地进行再投资的预期上升。我国可适时在沿线国家进行发债和私募，通过公私伙伴关系（PPP）和建设—运营—移交（BOT）等渠道实现政府援助与私人资本相结合。

（载《环球时报（英文版）》2017年12月10日）

除此之外，在利用金融合作引导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第一，发挥高层的政策引导作用。应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机制，加强政策沟通，提升双边政治对话的机制化水平。建立、巩固和完善与各国金融政策协调与业务合作机制、财长对话等机制，通过平等磋商在金融监管透明度、金融政策协调、相关信息披露等方面达成深层次共识，协调推进金融合作进程。在金融互信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投资集团等与非洲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发展合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丝路基金”“产能合作基金”等开发性金融与非洲国家当地金融机构先行开展合作，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第二，遵循市场运作为主体的模式。金融合作应遵循市场运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在高度重视具体项目的前期可行性评估的前提下，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发挥相互配合和补充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充分发挥东道国知名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高校科研机构的本土化优势，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经贸合作、产业投资、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保等领域深入开展专项规划。第三，注重合作融资项目风险管控。应充分重视“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评估，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稳妥推进金融合作。从企业角度，金融机构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当遵从市场规律，在实施创新的同时做到风险可控。要实现对重大项目的有效融资合作，就必须高度重视具体项目的前期可行性评估；从政府角度，要顺畅金融合作，就必须完善金融监管理念，加强并完善对外投资咨询机构的建设与服务，鼓励科研机构设立针对“一带一路”国家风险的专业智库，推动政府、企业、专业机构的合作，利用各自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防范风险，从而更有效地提升风险防控效果。在监管手段上，加强网络技术创新，提高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能力。

专栏22——互利对接中东主权财富基金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加强与中东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并推进产能合作项目顺利落地，解决融资问题是关键。

中东国家拥有相当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实力雄厚。全球十大主权财富基金资产排名中，海湾国家占了四席，分别为阿布扎比投资局（4500亿美元）、沙特货币局（3840亿美元）、科威特投资局（2300亿美元）和卡塔尔投资局（700亿美元）。中东国家设置主权财富基金的目的是在石油资源枯竭之前，为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思考，做长线投资，具有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

主观上，中东国家与我开展金融合作，共同引领产能合作的意愿也同样强烈。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权财富基金主要面向海外的投资战略饱受国内公众诟病，加上信贷危机期间的大肆收购交易报亏，公众质疑其在浪费国家和人民财产。中东国家十分重视将本国剩余资本大量投入海外市场以保值增值。特别是美国推动页岩气革命以来，中东油价备感压力，投资多元化的欲望也随之增强。不仅如此，中东区内大国参与全球治理意愿强烈，积极响应我“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均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

从中国角度看，撬动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战略意义深远，有利于减少产能合作项目的落地阻力，维护能源安全，抢滩战略板块，并通过深度金融合作，拉近我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传统“77国集团”的关系，从而扩大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基于此，应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开展与中东国家的金融合作，实现“三个引导”：一是引导主权财富基金投入本国的产能合作项目；二是引导主权财富基金投入中东地区的产能合作项目；三是引导主权财富基金投入域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项目。具体措施可有：

第一，推动丝路基金与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联合设立“中国—中东国家产能合作基金”。(www.daowen.com)

第二，以股权合作的方式联合注资产能项目。股权投资更看重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其一，推动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公司开展股权合作。其二，鼓励国内商业金融机构与主权财富基金合作进行股权合作项目融资。其三，以股权合作的方式，吸纳主权财富基金加入丝路基金的子基金。

第三，利用商业运作手段吸纳主权财富基金。通过发行债券、概念股、公募、保险等金融创新方式吸纳主权财富基金，可让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发挥万亿美元功效。甚至可考虑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丝路基金债券，用以补充其资本金。另外，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也可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开展战略合作，新设多边投资公司。

（载《环球时报》2017年3月18日）

资料来源：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Sovereign Wealth Fund Rankings https：//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sovereign-wealth-fund。

其次，推动中非发展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与非洲当地金融机构联合组建多边金融公司，开展针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贸易融资、股权融资以及融资租赁业务，利用资产证券化、发行固定收益证券等方式提高项目的收益率。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产能合作”战略指引下，先后成立了两支“类主权财富基金”。2014年成立的“丝路基金”注册资本100亿美元，既是一个回收周期更长的私募股权投资（PE），又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丝路基金偏重股权投资，共有四个股东，都是企业法人。可以进行股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投资，也可以与国际开发机构、金融机构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还可以进行资产受托管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丝路基金也对能够责任共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有实力的合作伙伴持开放态度。此外，2016年1月7日，继中非发展基金之后，中国又一只专门针对非洲的投资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完成注册并启动运作。中非金融合作，特别是投融资合作进入多强并进、多元发展的新时期。至此，中国将有中非发展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两只规模分别为100亿美元、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对非投资的单只基金。中国政府可推动这些“基金”与非洲国家当地的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创新金融产品，共同注资大型的互联互通项目。

再次，加快建设南非离岸人民币中心。目前，全球24个国家公开宣布持有人民币，其中非洲国家有6个。^[4]非洲需要建立离岸人民币中心，承担投融资及提供流动性、风险管理、国际清算的渠道职能。南非作为非洲的经济、贸易、商务、金融、物流和资金流中心，是中非经贸的桥头堡，也是非洲唯一的金砖国家和G20成员国，具有建立非洲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天然优势。^[5]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15年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在南非的使用量较2014年增长33%，较2013年增长191%。2015年6月，南非与中国（含内地和香港）间的直接支付约三分之一采用人民币结算，而2014年同期仅为约十分之一。^[6]由此可见，在南非设立离岸人民币中心具有较强的优势，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复次，在非洲增设中资银行的分支机构。一方面，建议简化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审批流程，建立覆盖非洲主要区域的机构网络，弥补北非、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经营性金融机构的空白。中资金融机构在进行网络布点时，可将中非工业化合作的先行示范国家和产能合作重点对象国作为起点，有序扩展。另一方面，建议中资银行以收购方式进入非洲银行业。例如，2008年3月，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7]自此，双方全面开展了在资源银行、公司银行、投资银行、全球资源基金、非洲与国际业务以及全球市场等六大业务领域的合作。

最后，推动金融工具多样化。金融工具种类缺乏，削弱了金融中介的作用。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探索新的支持模式，开展国际结算、保函、贸易融资等低风险业务，鼓励保险公司创新与进出口业务有关的保险品种。为应对非洲国家金融体量较小、货币稳定性差、信用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可通过信托投资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提供有针对性的融资和担保，鼓励融资租赁为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提供支持。逐步扩大货币互换规模，推动双边贸易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并考虑在具备条件的国家之间建立多边结算体系。

专栏21——亚洲开发银行发展融资模式改革对“一带一路”融资借鉴意义

到2017年12月末，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的贷款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并且收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Moody’s）给予的AAA级评价，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次改革不仅对于国际发展筹资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国内开发性金融改革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指导参考，而且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更高效的融资支持。

亚行推动软、硬贷款窗口合并，是应对当前经济格局变动的必然之举，因为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了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最缓慢和最乏力的一次复苏。同时，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较大的缺口。基于此，亚行不得不探索新的范式，以提高其筹资和放贷能力。

亚行的改革措施是将软贷款和硬贷款两个窗口进行合并。其中，软贷款窗口提供亚洲发展基金（ADF），是捐赠基金，每四年进行一次增资，向贫困国家提供优惠贷款（长期限、低利率）和赠款，接收国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越南、尼泊尔和柬埔寨等；硬贷款窗口提供普通贷款（OCR），是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准市场利率贷款。

具体而言，亚行的改革内容包括：第一，把ADF的股本和贷款业务并入OCR的资产负债表；第二，将ADF作为赠款专用捐赠基金，向符合条件的国家提供赠款援助；第三，继续为贫困国家提供来自扩大后的OCR优惠贷款，条款和条件与ADF贷款一致。

该改革放宽了针对ADF和OCR的诸多限制，将ADF股本转为OCR股本（普通储备金部分），更有效地利用扩大后的OCR资产负债表。

一方面，亚行改革增加了亚行对贫困国家（以前ADF国家）的资金援助，使得符合ADF接收条件的贫困国家能够继续收到来自扩大后OCR的优惠贷款，条款和条件同ADF贷款一致。另一方面，增加了来自扩大后OCR的非优惠业务，有助于进一步支持当前仅接收ADF的国家转变为混合国家，并从混合国家名单中进一步转为仅接收非优惠资金的国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球经济发展也逐步放缓。映射到全球发展领域，就必然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压力下行。这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包括资金缺乏，成本较高，回收期较长，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等。而在财政支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满足需要考虑释放更多的融资渠道。因此，当前在共商、共享、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可尝试借鉴亚行改革的经验，创新发展筹资模式，扩大资金基础、提高贷款流动性，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第一，推动两优结合。优惠贷款与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在管理机构、贷款流程以及资金投向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也一度造成了受援国的困惑。未来可在操作层面上推动两“优”结合，赋予进出口银行更大的决策权和评审权，加强问责力度，从而降低贷款回收风险、提升资金流动速度。

第二，扩大混合贷款。推动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与主权财富基金和商业贷款相结合，共同资助跨区域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能够发挥援助资金的政策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灵活设计贷款偿还条件，规避单纯使用援款的道德风险，加快资金回笼。

第三，动员民间资本。一些沿线国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导致中国企业利润难以汇回，使得私人资本在当地进行再投资的预期上升。我国可适时在沿线国家进行发债和私募，通过公私伙伴关系（PPP）和建设—运营—移交（BOT）等渠道实现政府援助与私人资本相结合。

（载《环球时报（英文版）》2017年12月10日）

除此之外，在利用金融合作引导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第一，发挥高层的政策引导作用。应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机制，加强政策沟通，提升双边政治对话的机制化水平。建立、巩固和完善与各国金融政策协调与业务合作机制、财长对话等机制，通过平等磋商在金融监管透明度、金融政策协调、相关信息披露等方面达成深层次共识，协调推进金融合作进程。在金融互信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投资集团等与非洲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发展合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丝路基金”“产能合作基金”等开发性金融与非洲国家当地金融机构先行开展合作，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第二，遵循市场运作为主体的模式。金融合作应遵循市场运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在高度重视具体项目的前期可行性评估的前提下，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发挥相互配合和补充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充分发挥东道国知名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高校科研机构的本土化优势，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经贸合作、产业投资、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保等领域深入开展专项规划。第三，注重合作融资项目风险管控。应充分重视“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评估，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稳妥推进金融合作。从企业角度，金融机构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当遵从市场规律，在实施创新的同时做到风险可控。要实现对重大项目的有效融资合作，就必须高度重视具体项目的前期可行性评估；从政府角度，要顺畅金融合作，就必须完善金融监管理念，加强并完善对外投资咨询机构的建设与服务，鼓励科研机构设立针对“一带一路”国家风险的专业智库，推动政府、企业、专业机构的合作，利用各自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防范风险，从而更有效地提升风险防控效果。在监管手段上，加强网络技术创新，提高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能力。

专栏22——互利对接中东主权财富基金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加强与中东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并推进产能合作项目顺利落地，解决融资问题是关键。

中东国家拥有相当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实力雄厚。全球十大主权财富基金资产排名中，海湾国家占了四席，分别为阿布扎比投资局（4500亿美元）、沙特货币局（3840亿美元）、科威特投资局（2300亿美元）和卡塔尔投资局（700亿美元）。中东国家设置主权财富基金的目的是在石油资源枯竭之前，为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思考，做长线投资，具有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

主观上，中东国家与我开展金融合作，共同引领产能合作的意愿也同样强烈。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权财富基金主要面向海外的投资战略饱受国内公众诟病，加上信贷危机期间的大肆收购交易报亏，公众质疑其在浪费国家和人民财产。中东国家十分重视将本国剩余资本大量投入海外市场以保值增值。特别是美国推动页岩气革命以来，中东油价备感压力，投资多元化的欲望也随之增强。不仅如此，中东区内大国参与全球治理意愿强烈，积极响应我“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均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

从中国角度看，撬动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战略意义深远，有利于减少产能合作项目的落地阻力，维护能源安全，抢滩战略板块，并通过深度金融合作，拉近我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传统“77国集团”的关系，从而扩大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基于此，应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开展与中东国家的金融合作，实现“三个引导”：一是引导主权财富基金投入本国的产能合作项目；二是引导主权财富基金投入中东地区的产能合作项目；三是引导主权财富基金投入域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项目。具体措施可有：

第一，推动丝路基金与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联合设立“中国—中东国家产能合作基金”。

第二，以股权合作的方式联合注资产能项目。股权投资更看重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其一，推动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公司开展股权合作。其二，鼓励国内商业金融机构与主权财富基金合作进行股权合作项目融资。其三，以股权合作的方式，吸纳主权财富基金加入丝路基金的子基金。

第三，利用商业运作手段吸纳主权财富基金。通过发行债券、概念股、公募、保险等金融创新方式吸纳主权财富基金，可让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发挥万亿美元功效。甚至可考虑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丝路基金债券，用以补充其资本金。另外，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也可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开展战略合作，新设多边投资公司。

（载《环球时报》2017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