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发展机构将援助有效性作为提供对外援助的重要指标，而且受援国的政府治理水平低下是导致“援助死亡”的最主要因素逐步成为国际共识。要从根本上消灭贫困滋生的温床，最终难以回避治理问题，这是中国援助政策决策者面临的终极议题。只有破解该议题，才能将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援助引入良性的发展路径。

（一）树立对中国治理经验的自信

如果从一党执政以及马克思主义主导的一元化政治意识形态来静态地看待中国政治，那么很容易得出中国的政治体制迥异于任何受援国，中国的发展经验无法移植的机械观点。但是，如果将治理改善作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后发展国家普遍面临的议题出发，来审视中国政治的变迁，我们就会对中国治理经验的普适性充满自信。经过30多年的政治体制调整，中国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公开、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因此，对中国治理经验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总结，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特别是对后发展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贡献。

（二）将援助与受援国治理改善相结合

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以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和不附加政治条件为原则，从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中国对外援助一直遵循的原则。但是，随着南南合作的深入拓展，推动受援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很难不触及治理模式的变革。因为只有一个高效、优良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保证中国援助最大限度地惠及普通民众，才能推动受援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援助应该继续加大对受援国政府官员以及社会精英的培训力度，广泛提高受援国社会治理的参与水平。同时，在受援国主动提出的前提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受援国社会治理的改革规划设计，积极贡献中国自身的治理经验。

（三）利用镜像效应提升自身治理水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供对外援助、参与全球治理为中国的治理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经验分享和相互学习的平台。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受援国对中国治理经验的评价与不同看法来反观自身。由于同属后发展国家，受援国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意见相对于西方国家更加务实、更加去意识形态化。中国可以一个开放大国的心态，兼收并蓄、闻过则喜，对自身的治理经验进行反思与修正。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在同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中，学习和借鉴他国的治理经验。后发展国家共同面临着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每个国家的探索和成功经验都是对政治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有益贡献。中国可以在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其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例如，非洲国家由于遭受西方殖民统治，受西方的影响较深，在劳工保障和劳动者权益等方面优于中国。随着中国企业在非进行对外投资、进行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关于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意识和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以非洲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并非是单方面的赠予。中国在参与南南合作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将自己的治理改革经验贡献给受援国，也可以在推动全球减贫进程中，吸收和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从而提升中国自身的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

专栏19——如何避免对非洲援助的死亡(www.daowen.com)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非洲国家获得大量基础设施和技术援助，但在减贫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收效甚微，非洲学者甚至将其称为“援助的死亡”。

新千年以来，中非发展合作不断加强，官方与民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异常活跃。在深化合作过程中，所有参与方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非洲不缺增长机遇，缺的是政策引导能力；非洲也不缺先进理念，缺的是知识转化能力。

当前，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导致国家难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发展。基于此，要将非洲工业化嵌入全球价值链、将非洲减贫纳入全球治理议程，就必须在中非合作中加强治国理政互鉴，推动非洲治理现代化。

第一，在指导原则上，应明确分享中国经验是中国对非洲甚至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大部分非洲国家在第三波西方民主浪潮的推动下，急速推动体制转变，但国家由于缺乏健全的制度设置及有效的政治权威，尚无法协调多元社会不断增加的利益分歧并消化因改革而迅速激化的政治矛盾。而同样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能够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在于拥有一个具有强烈经济发展意愿的政府，这一政府拥有有效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以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力。因此，分享中国在外资政策制定、反腐败等方面的经验并不是援助附加政治条件，也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对全球治理议程和格局的负责任之举。

第二，在实施途径上，应从经验交流向推动政策执行转变。当前大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甚至普通公务员都接受过较高水平教育或培训，进而接受了一些现代化管理理念。比如“一站式”服务等早已写入非洲政策文件，只是很少得到执行。有援助国因此猜测，这或许仅仅是非洲国家向援助方示好的一种方式而已。基于此，中国应在帮助非洲国家起草行业发展规划的同时，协助他们制定落实方案，以自身经验向非洲国家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推动它们行使富有效能的行政权力，减少“懒政”和不作为。

第三，在保障措施上，应引入评估和问责机制。尽管治理能力低下是造成非洲减贫乏力的根本原因，但一些国际援助方出于机构自身利益，名义上在推动治理改善，实际上却对援助效果不予置评。他们担心一旦进行评估和问责，就得叫停不合规用款，这必然遭到出资方和纳税人的质疑，使自身面临融资风险。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滋生了腐败和依赖，也加深了南方国家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担忧。有鉴于此，要想在中非之间打造“共商、共享、共建”的新型合作关系，首先就需建立一个问责和纠错机制，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评估，从而避免权力寻租和违规操作。

（载《环球时报》2017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