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建设问题决定着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能否实现自主发展，中国坚持“授人以渔”的援助理念，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方式与非洲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例如，2011年8月，中国为安哥拉举办“开发区建设部级官员研讨班”，来自安哥拉主要部委的22名部级和司局级官员考察了北京、深圳、澳门等城市，学习了中国经济开发区的发展经验。2011年10—11月，中国举办“非洲英语国家智库研讨班”，来自非洲15个国家的政界、学界、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24名成员参加了研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将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非援助加强了受援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宣布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该学院于2016年4月在北京大学挂牌成立，旨在总结分享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成功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政府管理高端人才，这是中国推动南南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重要举措。2016年9月，学院成功招收第一批来自埃塞俄比亚、柬埔寨、牙买加等23个国家共48名博士和硕士学员，在长时间的学习生活中，学员们积极参与课程学习研讨，到中国各地实地参访，直观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蓬勃向上和民生的持续改善，亲眼看见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54]从而激发了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学习热情。吉布提争取进步人民联盟总书记、政府财政部长达瓦莱表示：“中共治理的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面临的挑战也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现代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必将遭遇的挑战。中共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宝贵的。”

除上述领域外，中国还积极通过多边援助推动非洲的联合自强。近年来，非洲大陆联合自强的步伐不断加快，经济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坚定支持非洲走联合自强之路，积极与非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开展多边合作。2012年1月，作为近年中国在非最大援建项目的非盟会议中心正式落成，中国宣布未来年将向非盟提供6亿元人民币援助。金融合作方面，中国是非洲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和东南非贸易与开发银行的成员国。自加入以来，中国已向非洲开发银行的软贷款窗口——非洲开发基金累计承诺捐资6.15亿美元，并参与了非洲开发基金多边减债行动，支持非洲减贫和区域一体化。此外，中国还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等国际组织合作，开展气候变化与减灾合作。2012年，中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技术援助活动捐资1000万美元，推动非洲国家宏观管理能力建设。^[55]

专栏17——中国为非洲带来全新发展经验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非洲关系的不断深入发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也成为双方互动的重要方面。不同于西方式的强势“制度输出”，几十年来，无论是从自身的发展经验及非洲受援国的发展诉求角度出发，还是从国际发展范式的理论争鸣角度探讨，中国都支持提升非洲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以全球发展学公认的“易卜拉欣非洲国家治理指数”来衡量，中国对非援助全面覆盖了“安全与法治”“参与和人权”“可持续经济发展机遇”“人类发展”四个方面。正因如此，中国对非援助在加强非洲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也受到了非洲国家及全球发展体系的积极评价。

从实际来看，中国的发展经验更适用于非洲。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希望将他们的发展理论应用于非洲，但非洲作为前殖民地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发展起点和条件，发达国家的强势推进还导致非洲一些国家出现了动乱。相比之下，来自中国的发展经验、理念和理论由于条件相似，对非洲国家有更大的参考借鉴价值。非洲国家政界和知识界不少人士认为，应重点向中国学习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来投资，探索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同时应将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实际相结合，不要简单复制。

中国援助更注重中非关系的平等地位。据《纽约时报》报道，“非洲当地人普遍认同，参与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不能与殖民主义者相提并论，也不能跟目前在非洲居住的西方人相比。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在非洲的生活条件和多数非洲人相同，并且更加勤劳”。中国给非洲国家政要的印象是经常基于尊重和平等的理论与原则与非洲国家打交道。这对于一个曾被殖民统治过、习惯了西方双重标准的非洲大陆而言，具有强大吸引力。

中国援助提升了非洲国家的议价能力。当西方一些国家以停止援助或对投资设限的方式来试图强势制度输出时，中国“不附加条件”援助的跟进使西方国家的努力和作用“不那么容易达到目的”。2002年，安哥拉结束了长达27年的内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安哥拉战后重建援助附加了诸多条件，致使其无法获得启动资金。而中国却坚持无条件资助安哥拉，使得其得以在与西方谈判中主张权利，最终推动了西方的让步。

提升治理能力对于非洲的自主发展至关重要。殖民者的到来使得西方的烙印深深印在了非洲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民族独立解放浪潮和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西方宗主国又给非洲国家安排好了西式发展道路和政策路径。然而经历了一个世纪，非洲并未在西方的指导下摆脱发展困境、实现减贫。因此，非洲国家寄希望于从中国这里学到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经验，这正是当前非洲集体“向东看”的原因。

当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不同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转移。正如一位非洲观察员指出：“缺乏透明度仍然是（非洲国家）所有主要财务账户的常态，包括石油收入和钻石收入以及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部门的账户等。安哥拉国会每年会忠实地投票通过预算，而其中政府所收到的钱的很大一部分不会出现在预算草案里。因此，官方预算是一份与现实毫无关系的文件，并且其大部分都不会被执行。”治国理政经验如何从交流、口头表态和文化转化为落实和应用，需要中非双方继续探索。相信随着中非双方政治互信的不断加强，外部的推动必将内化为内生的改革动力。

（载《环球时报》2019年9月24日）

【注释】

[1]陈松川：《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研究（1950—2010）》，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31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389页。

[4]邓小平1974年4月10日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4年4月10日。

[5]《方毅文集》编辑组：《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6]《乌干达的经济概况》，转引自：《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0—1978）》，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8页。

[7]李成章、贺守诚：《回顾农垦执行周总理援外指示的几件事》，载《中国农垦》2001年第7期，第20页。

[8]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496页。

[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10]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1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几点意见》，1980年11月8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页。

[12]从实践情况来看，有相当部分的无息贷款都不能顺利收回，而到期之后，中国政府通常会宣布推迟收回年限或将无息贷款转为无偿援助。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部分受援国的依赖心理。而优惠贷款则避免了这一问题，培养了受援国的自主发展理念。这样，受援国与中国越来越紧密地融入相互的发展战略之中，中国逐渐培育非洲国家市场，积极将其打造成中国的贸易伙伴和对外投资市场。

[13]Morgenthau，Hans.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2，pp.301-309.

[14]Stokke，Olav. “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2013.

[15]Girod，Desha M. “Effective Foreign Aid Following Civil War：The Nonstrategic-Desperation Hypo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2，pp.188-201.

[16]Brookings：Global Development Disrupted：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93 leaders pp.22-23.

[1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人民日报》1956年9月16日。

[18]裴坚章：《研究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3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20]《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1年11月17日。

[2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2011年4月21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896983/896983_1.htm。

[22]《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人民网，2013年3月2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26/c136457-20914243.html。(www.daowen.com)

[2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2014年7月10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4/Document/1375013/1375013.htm。

[2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5]《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

[26]裴坚章：《研究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39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389页。

[28]《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29]Castle，Barbara.The Castle Diaries 1964-1970.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4，p.18，pp.29-30.

[30]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3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1000032/1000032.htm。

[3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2011年4月21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896983/8969831.htm。

[33]“第三波民主化”专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该概念由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首次提出并阐述。参见：[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4]《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18年9月6日，https：//focacsummit.mfa.gov.cn/chn/hyqk/t1592247.htm。

[3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2014年7月10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4/Document/1375013/1375013.htm。

[3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7年10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37]《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新华网，2017年12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7-12/02/c_136794616.htm。

[38]Huntington，Samuel P. “Foreign Aid for What and for Whom.” Foreign Policy，1970.

[39]乔纳森·格伦尼：《良药还是砒霜？援助并非多多益善——非洲援助之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40]在北京访谈OECD发展合作司前司长Richard Carey，2018年10月。

[41]Maxwell，Simon，and R. Riddell. “Conditionality or contract：perspectives on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8，pp.257-268.

[42]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4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44]严海蓉、沙伯力：《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页。

[45]齐国强：《历久弥新的回忆——1990年援非项目考察纪事》，载《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12期，第40页。

[46]潘亚玲：《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建构初探》，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第98—99页。

[47]“Uganda：Germany Withholds Aid Money From Uganda.”AllAfrica.com. May24，2019.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905250058.html.

[48]Esfahani，Hadi Salehi.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Egypt，Syria，and Jordan，” by Victor Lavy & Eliezer Sheffer.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91.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27，no. 1 （1993）：74-75.

[49]Redclift，Michael. “Exploited Earth：Britain’s Aid and the Environment，” T. Hayter.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London and New York，1989.

[50]《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中国外交部网站，2018年6月2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571169.shtml。

[51]赴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访谈赞比亚发展署官员，2017年7月。

[52]赴泰国首都曼谷访谈日本协力机构官员，2019年6月。

[53]《中非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经贸举措将如期落实》，https：//www.mfa.gov.cn/zflt/chn/zxxx/t896091.htm。陈明昆、李俊丽、章剑坡：《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的发展阶段、成效和意义》，载《非洲研究》2016年第1卷，第160页。

[5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砥砺奋进的五年”综述稿件：积极开展对外援助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0月11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qgswgzhh2017/gzzs/201710/ 20171002 656068.shtml。

[55]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促进多边框架下的合作》，http：//www.scio.gov.cn/m/ztk/dtzt/2013/9329142/1429153/Document/1345081/13450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