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亚洲、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通过提供物资援助、现汇援助、技术援助、成套项目等方式支持非洲国家的自立自强。同时，中国通过对非援助也赢得了广大非洲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万隆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被赋予了强烈的世界革命使命感。从1955—1959年，中国先后与12个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建交。^[1]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2]。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应邀访问加纳时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近70年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3]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正式对外阐明了“三个世界”理论，成为对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援助的总结和指导。“第三世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受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要力量。”^[4]

为推动非洲国家民族自强，中国对非援助全面展开。在农业领域，中国直接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洲国家建设和经营农具生产厂和农场。例如，中国援助坦桑尼亚的姆巴拉利农场于1977年完工，旨在解决坦桑尼亚的粮食紧缺问题。姆巴拉利农场为坦桑尼亚供应了四分之一的大米，每公顷的稻米产量超过8吨。同时，农场建立了“对等上班”制，保证了中国员工和当地工人同工同酬，避免了等级制。在工业领域，针对西方国家的援助项目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很难让亚非国家收到实效的问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项目要符合非洲当地的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以中小型项目为主，中西结合。工业项目要“因地制宜、节约、适用、施工期限短、产品质量好、投资回收快”。^[5]1964年中国援建几内亚的火柴卷烟厂项目建成投产。这是中国在非洲建成的第一个成套项目，使得几内亚摆脱了卷烟和火柴长期依赖外国进口的历史。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无私支持非洲国家的建设事业。1961年，中国无偿援助索马里一座剧场。1967年，中国与坦桑尼亚、赞比亚签订三方协议，启动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援建项目之一——坦赞铁路。1965年中国和乌干达政府签订协议，5年内向乌干达政府提供43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2964万元）的长期无息贷款用于建设水稻农场、茶园、纺织厂、轮胎厂、造纸厂、钢铁厂、商店以及国家运动场等项目。^[6]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加大了对非洲援建成套项目的力度，较大规模的成套项目如：索马里公路和马里第二糖厂等。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以及农技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的技术能力。中国专家工作效率之高受到非洲领导人交口称赞。例如，1973年乌干达总统阿明在中国援助的奇奔巴农场工地组织驻乌所有外交使节召开会议。他对这些外国使节说：“你们看中国专家住的是工棚，亲自参加劳动，你们的专家住的是城市高楼大厦，工作上是指手画脚，实际上你们是拿我们的多，给我们的少，你们看中国人是怎么干的。”^[7]

中国对非援助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正如美国有机构所称，中国对非援助取得的最大成就体现在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8]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58张来自第三世界国家。随后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1971—1978年底共有5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近一半是非洲国家。

1978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走向务实。为国内的经济建设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9]而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发展民族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对非援助指导思想。1979年7月，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着眼于对受援国确有益处，不要让它躺在援助国的身上。”^[10]1980年3月，负责援外工作的对外经济联络部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提出对外援助工作要“有出有进，平等互利”，^[11]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83年1月，中国宣布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援助原则。

基于此，中国对非援助模式也做出了相应改革，旨在加大力度推动中非经贸合作。1992年12月，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在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不仅要关注受援国的发展，而且要努力发展与受援国的经贸关系。1993年2月，李岚清在中国与喀麦隆经贸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阐述了新阶段的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是：引导中国企业同非洲当地企业开展合作，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巩固中国对非援助成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发展合作资金的社会效益，促进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1995年9月国务院《关于改革援外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针对对外援助政策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为了更好地利用援外资金，引入了两种新的对外援助方式——优惠贷款的资金方式以及合资合作的项目执行模式，使得中国对非援助的资金基础更加雄厚，也为中国企业的广泛参与注入了活力。例如，1992年竣工移交的肯尼亚综合体育设施项目由四川国际公司承建，工程总投资近2亿元人民币。该项目设计方案和施工质量赢得了非洲各国和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建筑界的赞誉。四川国际公司也因此扎根于肯尼亚，成为肯尼亚建筑市场的主要承包商。此外，优惠贷款的引入不仅有效扩大了发展合作的资金来源，减少了中国的财政压力，而且也减少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过度依赖。^[12]

进入21世纪，中国和非洲国家启动了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了中非之间机制化的多边协商对话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举办一次，在每次论坛召开期间，中非双方都会对外公布“宣言”和“行动计划”，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在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的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和医疗专家派遣、债务减免以及零关税待遇等一揽子援助举措。

中国对非援助取得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 年世界银行公布《搭建桥梁：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融资中不断增长的作用》，对中国支持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给予正面的评价。报告指出，中国在该地区的建设融资通常流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水电项目。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为非洲地区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在“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指导下，全方面、宽领域积极拓展，加大力度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中非关系，提出了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对非援助。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等非洲三国，这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凸显了中国对非洲伙伴国的重视。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发表重要演讲，“当前，中非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非合作基础更加坚实、合作意愿更加强烈、合作机制更加完善。新形势下，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真、实、亲、诚”四字箴言来诠释中非关系的真谛。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不断巩固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扎实落实“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弘义融利。

在此基础上，中国将中非关系定义为“命运共同体”。2015年12月，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巩固和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随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被写入了联合国决议，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www.daowen.com)

在“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项下宣布了全方位、系统性的对非援助计划。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十大合作计划”，涵盖工业、农业、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以及和平与安全等十个领域。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八大行动”，涵盖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八个领域。随着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在非洲国家相继落地，非洲国家纷纷主动要求对接“一带一路”，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以帮助非洲培育内生增长能力为重点，创新合作理念方式，从而推动中非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专栏9——非洲终将不屑于西方诋毁

就近期法国《世界报》披露“中国入侵非盟总部电脑系统、下载机密数据，但由于该大厦系中国援建导致非盟官员对此一直不敢作声”一事，非洲联盟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8日在记者会上直接予以驳斥。穆萨表示，这些（针对中国的）指控完全都是“谎言”，非盟并不是负责处理“国家机密或国防”的组织，没有谎言可以影响中非关系。

近年来，从“新殖民主义”到“安装窃听设备”，西方诋毁中国的手段越来越“西方”，从经济剥削向道德伦理陷阱发展。而“闭嘴论”的提出应和了西方新近出炉的中国“锐实力”理论，正好可以被演绎成“中国正在利用巨大的经济投资逼迫非洲国家委曲求全”。

穆萨主席对西方媒体的回击可谓正当其时。以往，面对西方附带重重条件的援助条款，非洲国家的独立意志根本无法获得尊重，美国动辄就以援助未达到预期效果为名，停止援助资金进行打压。例如，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获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誓言对于谴责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国家，美国将停止援助，导致非洲国家纷纷侧目。坦桑尼亚冒险在联合国大会否决特朗普提议的决议上投了赞成票，引来国内舆论对政府“有可能失去美国财政支持”的不少批评。因此，面对西方对中国的抹黑，非洲国家常常无可奈何，不得不慑于前宗主国的压力，三缄其口。

但是，当前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将能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这一局面。目前，发达国家不断削减对非援助预算、对非贸易和投资增长乏力。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大幅削减美国疾控中心海外流行病防控项目规模，而不久前在英国召开的援助会议上，甚至声称“无偿援助是失败者的选择”。

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西方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美国退出TPP和巴黎气候变化公约，全球化遭遇逆转，广大非洲国家面临被再次边缘化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从自身经验出发，积极引领非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分享全球化的发展红利。一方面，中国根据自身的入世谈判经验及经济改革历程，积极向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提高其多边贸易谈判能力；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等14个国际组织签署系列合作协议，共同提升非洲国家的多边合规水平和参与能力。

中非发展合作是同为后发展国家之间的平等交流，中国除了回应非洲国家提出的发展诉求，为其援建大批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外，还从自身发展经验出发，从硬、软两个维度，向非洲伙伴传播发展技术和治国理政经验，切实提升非洲国家各级政府官员的行政水平，将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成非洲政治文明的内生变量。可以预见，随着中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程度的不断加深，非洲也将越来越不屑于回应西方的诋毁。

（载《环球时报》2018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