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指导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是对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总结。21世纪初，美国学者雷默通过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与前者相对应的“北京共识”。^[13]但“北京共识”并非中国的倡议，而是一个西方学者从自身视角对中国发展做出的归纳和总结，内容也并不完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实际上代表了世界发展的两种道路。“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主张私有化和自由主义全球化，其目标是强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14]

“北京共识”的核心点是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对“华盛顿共识”的颠覆。具体而言，“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不同之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北京共识”强调稳定发展经济尤其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注重渐进式改革，这与“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激进改革有着根本区别。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的关系是经济转型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所要处理好的首要问题。稳定需要发展，发展又需要改革，而改革恰恰会带来不稳定，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问题，如何在三者中间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与协调需要大智慧。“华盛顿共识”把所有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放在突出位置，强调大刀阔斧的改革会带来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社会的稳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并且制度的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北京共识”把与经济改革配套的制度改革速度适当减缓，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制度建设而又极其谨慎，以避免制度改革带来的动荡。其次，“北京共识”强调以我为主，结合本国现状和历史传统。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发展现状和历史传统，某些国家可能会比较接近，但绝不会相同。因此，所谓的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西方模式”也没有在所有西方国家取得成功，甚至在中东、东欧和非洲的强行推广还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身情况，结合自身优势探索最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为什么“照搬照抄”往往会失败的原因，理论的模型再完美，如果放到实际中行不通，仍然是错误的理论。“北京共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结合中国国情以及中国传统探索的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其中有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借鉴，也有对他们失误的总结，但绝不是原封不动的移植。再次，“北京共识”强调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有能力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调控。“华盛顿共识”要求政府取消对市场的管制，并且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本质上是要让政府退出市场，其后果是政府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市场失灵，而且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极易滋生腐败，这也是冷战后非洲局势动荡的重要诱因。

中西方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批判，而“北京共识”作为一种新的话语，更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华盛顿共识”构成了冲击。

理论层面上，“北京共识”提出的是一种发展理念，而不是具体的路径，对“华盛顿共识”所谓的普世价值构成冲击。事实证明，没有一种价值观念能够成为绝对真理，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西方强加给其他地区的民主，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水土不服”，催化社会动荡；强制输出的自由主义，基本导致了所有接受国的经济危机。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才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没有西方国家几百年打下的制度基础，而直接采纳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服了一剂“猛药”，虽能“除病”，但更“伤身”，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基础的崩塌。“北京共识”是一种发展哲学，它强调每个国家都要自己寻找出路，其方法是从自身文明的价值中培养制度的土壤，从本国的客观实际中找寻最合适的治理方向，方能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然后取得发展。它教导各国人民要勇于创新，走自己的新路，而不是重复西方的老路；引导他们摆脱殖民的阴影，在探索中调理经济社会关系，自己逐渐走出危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北京共识”不像“华盛顿共识”那样，把一套一成不变的政策工具丢给发展中国家，而是灌输一种方法论，启发其解决危机的思路。此外，“北京共识”所蕴含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成功，也冲击了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原教旨自由主义”。它告诉世界各民族，发展道路不只有资本主义一条，也不是只有金融自由化、资产私有化才能救国家，曾经被西方妖魔化的社会主义也能实现国家富强。中国道路有别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同时也参与到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规则当中；既能够保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又能够尽可能地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浪潮；在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质的飞跃。中国保持中高速发展的手段，与西方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的激进改革、自由化民主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二者的实施效果也有着天壤之别，这对“华盛顿共识”的可信度和可用性造成很大冲击。

实践层面上，“北京共识”的经验与“华盛顿共识”的教训，会引导更多发展中国家“向东看”。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广“华盛顿共识”的真正目的，不是帮助这些国家走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是把它们当作“试验田”，测试极端经济政策的效果和影响。这些西方国家宣扬的政策手段，其实并非其真正实施过的成功经验。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揭示了这一事实：“美国不断对这些国家说：‘照我说的去做，但不要学我的做法。’”^[15]这是西方一贯的“抽掉梯子”战略——掩盖自己的成功经验，通过大力宣传无关紧要或有害的思想以误导其他国家，防止别国复制和超越自己。经过拉美、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的失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能够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图谋，产生对所谓“西方模式”的怀疑。相比之下，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从未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模式，而是致力于发展平等合作关系，提供发展经验供发展中国家借鉴，鼓励他们走自己的路。随着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深化，更多国家会转向关注“北京共识”“北京理念”，学习东方的智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话语权会逐渐扩大，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的影响力会不断加深。西方传统的在话语权上的主导地位，正在为他们自己所削弱。

专栏4——国际人道主义被西方绑架

近期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拉维等三国遭遇强热带气旋“伊代”袭击，损失惨重。遭重创的莫桑比克港口城市贝拉又确诊5例霍乱病例，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第二场灾难”。联合国不断呼吁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为受灾国提供人道主义资助。

此次灾难进一步凸显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脆弱国家”这一议题自2005年首次进入国际公共政策视野。“国际经合组织”将其定义为“没有能力或意愿来执行国家的关键性职能，包括为其大部分人民提供安全、经济保障、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等职能”。

近年来，“脆弱国家”严峻程度逐渐升级。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政治动荡、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疾病蔓延、人道主义灾难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已逐渐超越国界，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削减多边援助，甚至不惜背离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比如在南苏丹遭遇非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并且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拒绝向所谓“道德上破产的领导人”提供贷款或更多美国资源。由此导致近70%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承诺不能到位，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不得不大幅削减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由于“脆弱国家”不具有吸引国际资本的能力，因此官方发展援助仍是解决脆弱性议题最重要的工具，是直接用于打造和平稳定社会基础的唯一流动资金，而国际多边协调又是确保资金能够以包容和可持续方式发放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最有效的渠道。

但是，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存在以下几方面缺陷：第一，人道主义援助未能与冲突后重建充分结合。事实上，在2016年，对脆弱国家官方援助总额中只有2%用于预防冲突，只有10%用于冲突后的重建。国际人道主义协调并未表明支持冲突预防和重建的决心，导致其不能为缔造和平创造更多的机遇。第二，对“脆弱国家”援助数据统计的投入严重不足，很难有效进行援助和评估。第三，当前发达国家在履行国际义务方面越来越“口惠而实不至”，一些人道主义物资即便能够到位，也在质量和最终用途上出现偏差。而国际人道主义协调实质上已被发达国家“绑架”，根本没有能力问责捐款方。第四，对于援助“脆弱国家”的宗旨并没有清晰认识。“脆弱国家”援助的根本落脚点在于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希望。评价项目的成功的标准不仅仅是在评估表上记录量化数据，或是用影像记录下灾民仍然活着。

当前，恐怖主义、难民潮等问题的不断外溢，导致脆弱国家正在成为地缘政治角逐的战场。基于此，有效开展对“脆弱国家”的援助就必须加强国际协调。在原有的国际人道主义协调机制弊端重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探索出一个新框架。

（载《环球时报》2019年4月2日）

【注释】

[1]《盘点历届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落实成果》，人民网，2015年12月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206/c1002-27894035-2.html。(www.daowen.com)

[2]杨学功：《全球化与“中国模式”——兼谈雷默的“北京共识”》，载《学术界》2010年第1期，第34页。

[3]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4]左宪民：《“北京共识”与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解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第50—51页。

[5]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19年7月1日，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bwcxljsm/70znxc/201907/t20190701_ 1673373.html。

[6]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19年7月1日，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bwcxljsm/70znxc/201907/t20190701_ 1673373.html。

[7]五点建议包括：扩大中非贸易规模；加强中非投资合作；提高对非援助水平；促进中非企业合作；增加对非人才培养。《温家宝就全面提高中非合作水平提出5点建议》，搜狐新闻，2006年11月5 日，http：//news.sohu.com/20061105/n246206198.shtml。

[8]《中非经贸合作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中国经济网，2018年8月6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8/06/t20180806_29953564.shtml。

[9]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2010年12月，http：//www.gov.cn/zwgk/2010-12/23/content_1771638.htm。

[10]商务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介绍中非经贸合作及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有关情况》，2019年6月5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906/20190602870480.shtml。

[1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2014年7月10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4/Document/1375013/1375013_3.htm。

[12]尹倩：《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载《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4期，第22页。

[13]舒习龙：《普遍历史观念的引进与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载《人文杂志》2015年第10期，第78—88页。

[14]王文、贾晋京等：《大相变：“美元退潮”下的世界变局与中国应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期，第59页。

[15]毛增余：《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载《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