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迎来第三次建交高潮。1971至1978年底共有5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近一半是非洲国家。1971年，中国分别与尼日利亚、喀麦隆、塞拉利昂、卢旺达、塞内加尔五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中国分别与毛里求斯、多哥、马达加斯加、乍得等四国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中国分别与加蓬、尼日尔、冈比亚等三国建立外交关系。1975年，中国分别与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科摩罗建立外交关系。1976年，中国分别与佛得角和塞舌尔建交。1977年，中国与利比里亚正式建交。^[38]中国的朋友圈、伙伴国进一步扩大。至1979年已经有44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

20世纪70年代，中非关系进入了空前大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政策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联合进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援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39]而这三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又有了进一步推进。在与中国商谈建交的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提供援助，如非洲国家希望中国派出技术人员帮助指导。为满足非洲国家的需求，1971—1974年，中国先后向塞拉利昂、卢旺达、加纳、多哥、贝宁、扎伊尔［现刚果（金）］、塞内加尔、乍得、上沃尔特（现布基纳法索）、加蓬、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共计12个国家派出60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40]。1971—1978年，成套项目援助支出比前16年（1955—1970年）的总和增加109%，^[41]随着坦赞铁路等大型成套项目进入全面建设时期，援助支出急剧增加。为援建坦赞铁路，中国政府向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提供无息贷款9.8837亿元人民币，坦赞铁路实际造价超过贷款金额1.06亿元人民币，^[42]超出部分由中国政府承担。

接下来的20多年来，来自40多个非洲国家的1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2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到中国访问300余次。中国也有多位国家领导人、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访问了非洲40多个国家。同时，双方还派出了大量的经贸、体育、教育、军事代表团互访。^[43]中非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友好往来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改善。20世纪70年代除了中日和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外，中国与西欧发达国家的关系也有了极大改善。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联邦德国、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先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中英、中荷外交关系也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44]其中，中国与葡萄牙的建交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葡萄牙占据中国领土澳门数百年，并进行了殖民统治。到了1974年，新上台的葡萄牙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公开承认澳门主权属于中国。1975年，葡萄牙与台湾当局断交。1976年，葡萄牙总统恩尼斯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建交与澳门问题进行了交谈。经过两年多的洽商，1979年2月，中葡双方在澳门地位问题上达成秘密协议。2月8日，葡萄牙与中国在巴黎正式交换《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葡萄牙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澳门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澳门回归中国以前，葡萄牙政府保证严格尊重住在澳门的中国居民的权利。到了1999年，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正式回归祖国。中葡建交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也是世界非殖民化斗争的重要里程碑，它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

20世纪70年代，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不仅加强了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而且也带动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与非洲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经历过外来的侵略与殖民。在历史情感上感同身受，在现实利益上有共同的诉求。在各自取得民族独立地位之后，合作共赢就成为大势所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不发达国家真诚相待，倾心援助；而非洲国家也报之以李，在国际舞台上给中国重要的支持。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中国外交进一步打开局面，可以与更多国家一道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公正化和民主化。也基于此，中非双边关系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交往中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专栏1——台金元外交已是穷途末路

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24日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此次“断交”可以看出台湾“金元外交”的局限性，而这也必然导致其走向穷途末路。

首先，与经贸脱钩的援助难以推动项目可持续。台湾对外援助目标极为单一，旨在保持“邦交联盟”，而发展经贸联系并不是其对外援助要实现的目标。2006年，台湾向布基纳法索投入390万美元与德国开展三方合作，以布盛产的红高粱为原料，实验生产医用酒精。该技术于2009年实验成功，而在建厂进行批量生产阶段却戛然而止。可见，不发挥援助的杠杆作用、不动员商业资金的参与，就无法以市场活力盘活援助项目、推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导致援助项目成为“孤岛”。

其次，与经贸脱钩的援助无法夯实双边基础。这种与经贸脱钩的援助模式将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局限为典型的自上而下决策行为，无法动员民间资本的参与。2015年，台布贸易额仅为1300万美元，而同期大陆与布贸易额则达到3.95亿美元。台湾仅有30家小企业在布从事商业活动，而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600多家大陆企业则正在积极开展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创造了当地的“就业奇迹”。这导致台湾与布方的所谓“邦交关系”一直遭到布国内的反对。一些“邦交国”貌似台湾“铁杆”，但买来的“友谊”的基础也必然薄弱。

最后，与台湾对外援助模式不同，大陆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对外贸易三者之间关系密不可分。从外在形式上看，中国的海外形象本身就涵盖援助、投资和贸易三个方面，外界对此的评价也是一致的；从内在功能上看，投资、贸易与援助同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三者逻辑相同、本应互相援引和调动。今年4月，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挂牌，标志着中国对非援助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未来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将更加聚焦“外援—外资—外贸”三者的有机结合，整合发展筹资资源、扩大发展成果的辐射，助推非洲的减贫和治理现代化进程，为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

如今，台湾只剩下18个“邦交国”，谁会是下一个与台“断交国”还不得而知，但台湾“金元外交”越走越窄则是必然的趋势。

（载《环球时报》2018年5月26日）

【注释】

[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编：《中国外交40年》，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6页。

[2]齐鹏飞：《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7页。

[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编：《中国外交40年》，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4]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5]《人民日报》1960年5月18日。

[6]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7]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页。

[9]齐鹏飞：《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1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编：《中国外交40年》，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11]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12]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13]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14]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69页。

[15]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16]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www.daowen.com)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135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1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

[21]邓小平1974年4月10日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4年4月10日。

[22]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3页。

[23]邓小平1974年4月10日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4年4月10日。

[24]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25]马丽萍：《万隆会议与中埃建交》，载《阿拉伯世界》2000年第3期，第15页。

[26]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4期，第54页。

[27]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54页。

[28]刘鸿武：《中非交往：文明史的意义》，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1期，第13页。

[29]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30]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26页。

[31]白孟宸：《中非外交带来的中国旋风》，载《党员文摘》2019年第9期，第34页。

[32]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387页。

[33]齐鹏飞：《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

[34]《毛泽东的非洲情结：病榻上倾吐对非洲朋友的真挚情意》，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3月18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11168828.htm。

[35]齐鹏飞：《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37]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中国外交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469页。

[39]齐鹏飞：《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40]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7页。

[41]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42]靳辉主编：《当代中国铁路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中国铁道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43]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44]郭伟伟：《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