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加深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与埃及外交关系的建立就是万隆会议作用的鲜明写照。从出席会议途经仰光的第一次会面，到会议期间的多次会晤，周恩来总理与埃及纳赛尔总统交流了两国的基本情况和对外政策，并就双边关系、亚非国家团结及其他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和交流，支持亚非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等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5]万隆会议为中埃双方加深相互了解，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开启了两国的建交之路。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率领的埃及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前的第一个协议——《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26]鉴于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支点国家，中埃关系的发展也间接地推动了非洲其他国家重新审视中国、发展对华关系。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等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开展沟通和对话，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各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拓展。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希望同亚非独立国家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也由此开启了第二次建交高潮。1958年11月，中国与摩洛哥建交，12月与阿尔及利亚建交。1959年，中国分别与苏丹和几内亚建交，其中几内亚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960年，中国与加纳、马里、索马里三国建交。1961年，中国与刚果（金）建交。1962年，中国与乌干达建交。1963年，中国分别与肯尼亚和布隆迪两国建交。1964年，中国分别与突尼斯、刚果（布）、坦桑尼亚、中非、赞比亚和贝宁六国建交。1965年，中国与毛里塔尼亚建交。中国外交事业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非友好关系在领导人互访和经济技术合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化。1960年9月，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应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邀请，率几内亚国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洲国家元首首次访问中国。此后，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包括加纳总统恩格鲁玛、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乌干达总统奥博特、索马里总统欧斯曼、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此外，还有很多副总统、政府首脑和议长等高官率团访华。为了“寻求友谊、增进了解、互相学习”，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先后应邀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取得了良好成果，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中国还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布）、坦桑尼亚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同十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财政援助协定、文化合作协定、海运协定、邮政和电信协定、广播合作协定等一系列协定。^[27]这些政治经济往来大大加深了双边政治互信，促进了经济互通，深化了中非合作关系。(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的中非建交对双方来讲都具有特殊意义。从当代人类交往史角度看，中非关系之独特，在于这一关系创建伊始就是作为中非双方追求现代复兴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28]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通过提供物资援助、现汇援助、技术援助以及成套项目等方式支持非洲国家的自立自强，有力推动了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一直是欧洲的后院和后花园，是欧洲的度假和狩猎圣地，也是欧洲显示优越感的地方。尽管非洲国家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他们未能完全摆脱“欧洲版门罗主义”情结的支配和影响。因此，与中国建交可以帮助非洲主动“偏离”西方预设的框架。正如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言：“当代非洲小国林立，国弱民穷，无一国为西方所重，非洲唯有结为体，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但非洲仅有内部之团结尚不够，非洲还需与中国这样平等待我之国家建立互助关系，才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29]加纳的一位外交部长也说：“非洲国家领导人很赞赏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因为中国的经援优惠，没有附加条件，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有利于受援国的民族独立。这些对非洲国家是最重要的。”^[30]对于中国来说，非洲对中国这样一位伟大而真诚的朋友，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非洲成为中国最可靠的盟友和后盾。^[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