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展开,中国领导人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思路也在实践中日臻完善。整体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两个中间地带”,最后成熟于对“三个世界”的划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就充满了世界革命的情怀。毛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17]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暴露了美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即调整了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不再将资本主义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对待。“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18]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间地带”这一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19]“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另一部分是包括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多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20]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格局已经不是单纯的两个阵营的对立,亚非拉成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第一中间地带”,而中国与中间地带国家具有共同的诉求。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而“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苏联霸权主义,“现已不复存在”。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21]面对这种新形势,中国领导人依据列宁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使全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而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和被压迫民族共同斗争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正式对外阐明了该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2](www.daowen.com)
在1974年4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把“三个世界”理论向国际社会做了介绍。邓小平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原是老牌殖民帝国,只是现在力量大大衰弱了,但是,它们“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所有第二世界国家的共同特点,从经济上看,虽然实力不如两个超级大国,但都比较发达;从政治上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因此,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可以成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团结对象。“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为此“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23]
“三个世界”理论直接回答了世界格局问题,即哪些国家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哪些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哪些是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领导人高度肯定了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第三世界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毛泽东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把永远与第三世界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它是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根本大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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