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改善与效率改善分析

由前文可知，M值变化可以分解成技术改善和效率改善，即，因此，进一步计算上市公司的效率改善值（MEC）和技术进步指数（MTC）见表7-8和表7-9所示。

表7-8　2004—2012年中国省际货币资金使用的效率改善程度

续表7-8

表7-8显示，从各省货币资金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分解来看，各省、市、区的效率改善程度的差异较大，即MEC值的波动较为明显。2004—2008年省域间的效率改善程度较低，全国2/3左右的省域的平均效率处于下降状态，2009—2010年仅有宁夏和青海的效率改善值有小幅度提升，其余省市区的效率都出现了下滑。然而，青海和宁夏的样本企业分别为6家和8家^[1]，占总样本的比率较低，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该省上市公司资金使用的状态，从全国上市公司视角看，2009—2010年，全国的效果改善呈普遍下降状态，这种普遍下滑的状态说明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技术效率提出考验，中国上市公司在资金的管理技术上需要从根本上提高，减少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过度依赖。数据显示，2010—2011年29个省市区效率MEC＞1，广西（MEC=0.9964）和吉林（MEC=0.9991）也非常接近前沿面，说明全国各省市区效率得到改善，这也说明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省市区上市公司的平均效率水平得到了改善。2011—2012年全国28个省市区的效率进一步提升，仅甘肃（0.975）、湖北（0.9967）和江西（0.9924）出现小幅度下降。研究区间内，安徽、贵州、河北、内蒙古和陕西的货币资金使用效率出现整体上的改善，其余省、市、区的效率改善程度均在0.99左右，非常接近前沿面，尽管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幅度较小。

表7-9　2004—2012年中国省际货币资金使用的技术效率变化

续表7-9

表7-9显示，各省市区的平均技术水平差异较小，即MTC值的变化幅度较小，2004—2010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区的货币资金使用效率（MTC＞1）都处于技术进步状态，2010—2012年几乎所有省市区^[2]的资金使用技术都出现退步（MTC＜1）。2004—2012年全国各省域的货币资金使用技术几乎都处于进步状态，其中，河南（MTC=0.9999）和宁夏（MTC=0.9984）几乎接近效率前沿面，说明整个考察时间区间内，中国各省域的资金使用技术效率有一定的提高。说明各省域的效率前沿面的负向移动非常微弱，有一定的正向移动，导致各省域上市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前沿面发生移动的因素有很多，如经济衰退、市场结构变化和金融政策调整，第六章进一步分析影响前沿面移动的因素。

比较表7-8和表7-9，数据显示，2004—2010年，各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M值的增加主要来自于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技术进步，即主要依赖于MTC＞1，且企业的技术变动处于稳步增加的状态，且各省域的资金管理技术差异不大，而各省域间的效率改善有较大的差异，都处于下降状态（MEC＜1）。2010—2012年，各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来源了企业的效率改善，即MEC＞1，且效率提高明显，而企业的技术改进较小，处于倒退状况。各省域的效率差距从2009年开始缩小，广西、贵州和重庆等西部省域的效率提高显著。对省、市、区进行横向比较，在研究区间内，陕西、贵州、青海和甘肃等西部省市区的企业效率变化较为明显，即MEC值的波幅较大，尤其是甘肃的效率改善情况（MEC值）几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仅2010—2011年出现了小幅效率提升，说明相比较而言，西部省域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改进需要从企业的效率改善着手。例如2004—2005年，广西、海南货币资金使用的全要素效率出现了下降，主要原因是它们的效率退步导致的，且技术也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2005—2006年广西、青海、天津的效率值距离前沿面较远，即效率有所下降，导致这3个省市区的全要素生效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2007年青海和云南的效率值下降，导致其全要素生效效率下降；2007—2008年1/2的省市区的效率下降，而广西、海南、河南、内蒙古、宁夏、陕西、西藏、云南8个省域MEC=0.95左右，从而导致这些省域的M＜1。可见，在中国各省域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使用全要素生产效率不高的现实情况下，效率改善是提高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此外，技术进步主要源于前沿面的移动，受到市场结构、金融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而效率改善可以由企业内部管理得到改进，内部管理能力的提升也能增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助推前沿面的正向移动。

（二）效率改善指标分解及分析(www.daowen.com)

由前文所知，各省域的货币资金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由企业的效率改善值波动引起，而企业的效率改善值可以分解为货币资金使用的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即MEC=MPTE×MSE，下面进一步分析企业效率改善值的变化原因（见表7-10和表7-11）。

表7-10　2004—2012年中国省际货币资金使用的纯技术效率变化

续表7-10

表7-10显示，2004—2012年各省域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使用纯技术效率存在着一定的变化，但是PTE值均在0.90以上，说明尽管各省域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的管理技术有一定变化，但是没有出现陡升和陡降的情况，也不存在明显的省域特征。其中，2004—2005年1/3的省域货币资金使用纯技术效率下降，随着一系列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披露制度的公布，2005—2007年各省域上市公司的资金管理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2007—2008年，大部分省域的PTE＜1，说明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暴露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管理水平偏低的现状，大部分省域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效率都有所下降。2008—2009年，由于国家政府快速调整经济杠杆，随着4万亿的逐步投入，以及上市公司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以应对经济危机对企业的冲击，全国2/3的省域出现了纯技术效率普遍提升的状态；2010—2012年大部分的省域PTE都超过了1，说明企业的纯技术效率显著提升。从整个研究区间来看，2004—2012年，安徽、贵州、河北、江苏、内蒙古、山东、山西、陕西和浙江等省域的上市公司的资金管理水平有所提高（PTE＞1）。

表7-11　2004—2012年中国省际货币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率变化

续表7-11

表7-11显示，2004—2012年各省域的规模效率存在的差异较小，只有福建、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上海和重庆的规模效率有所提升，大部分省域的规模效率处于下降状态，进一步验证了第六章的结论，即90%的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效益递增状态，说明这些企业货币资金使用的实际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具有一定的差距，尽管中国上市公司维持高额持有，但货币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率偏低，企业处于投资不足或者过度投资状态。2004—2012年各省域的资金规模效率普遍下滑，其中，2008—2010年，各省域的资金使用规模效率持续下降，说明尽管2009年和2010年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量比2008年有显著增加，但是，企业货币资金增持以预防动机为主，并未用于投资，因此，资金规模增加了，规模效率并未同样出现提高；2010—2012年各省域的规模效率出现的普遍持续提高的现象，这与各省域上市公司降低资金持有量有较大的关系，当企业用于预防经营危机的超额持有比例下降，企业的资金规模更接近实际运营的最优规模，因此，企业的规模效率出现了显著的提升。

对比表7-8、表7-10和表7-11，数据显示，尽管各省域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使用效率的改善受到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但是2004—2012年中国各省域的资金效率的改善受到企业货币资金使用的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更大，说明企业的资金管理和运用能力对企业货币资金使用的改善有直接的引导作用，盲目地增持货币资金，不但降低了企业的规模效率，影响企业使用效率的提升，同时还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费用和监控难度。2008—2010年由于各省域资金规模效率的影响，尽管企业的纯技术效率有所提高，但是企业的效率改善距离前沿面较远；2010—2012年各省域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出现了改善，技术效率有明显改善。因此，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的改善应该从企业资金管理和配置能力着手，并动态地调整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