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企业管理和公司金融等领域的发展，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越加丰富，关于企业自身因素对企业发展和效率影响的文献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于企业规模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对公司效率的提升和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

1.企业规模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

Vogt（1994）等学者把企业规模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融资约束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Rajan等（1998）的研究结果却相反。其他国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企业规模小，其信贷配额问题可能越严重；因为企业规模越小，其信息透明度可能会越低，银行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会越突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可能就会越严重。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我国企业规模与融资约束存在紧密的联系。周业安（1999）指出中国的融资约束政策在资金供给、资金价格、资金流动等方面已对中国企业的融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企业规模分布状况反映了企业规模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状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思群（2002）对国内7个城市的四大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所进行的调查表明，规模小的企业得到银行贷款比较困难，其被拒绝率远远高于大规模企业。石晓军和张顺明（2010）研究认为企业规模对企业的财务实力、经营效益有很大的影响，它们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通常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融资渠道就会越宽，其融资成本也越低；规模小的企业由于融资渠道较窄，会面临比大规模企业更大的融资约束。张长征和黄德春（2012）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在承受利率冲击上存在较大差异，随着规模的扩大，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也在增大。李洪亚（2013）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融资约束、企业规模与成长动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规模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并不相同，融资约束影响企业规模、制约企业成长。Angelini和Generale（2008）根据意大利企业的调查数据直接测量企业融资约束，定量研究了融资约束和企业规模分布之间的关系，佐证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而且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成长与规模分布的程度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即金融系统越发达，融资约束对企业规模分布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就越小。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融资约束对于企业规模分布有偏性的影响作用较小，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发达，融资约束对于企业成长和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作用就更大。李洪亚、史学贵和张银杰（2014）以2001—2010年1100家沪、深两市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从总体上看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企业规模分布没有产生重要影响，然而融资约束却显著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的规模分布，随着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增强，融资约束对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就会增强。刘斌、袁其刚和商辉（2015）采用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融资约束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发现融资约束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成长具有非均衡性影响，融资约束的缓解使企业规模分布更加均匀，企业自身禀赋特征对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不同规模企业间融资约束差异主要还是源于融资的“规模歧视”。

2.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熊彼特流派认为，大企业在规模经济、风险分担和融资渠道等方面拥有相对优势，因而大企业比小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即著名的“熊彼特假说”。后来众多学者对此假说提出质疑。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研发成本是有差异的，小企业可以在破坏性创新和低成本创新方面具备较强的创新优势（Ettlie和Rubenstein，1987）；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或市场力量的增强，大企业的官僚体制和垄断力量都会对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而小企业体制的灵活性和信息的畅通性更能促进创新（吴延兵，2007）。所以，企业规模与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严圣艳和唐成伟（2012）利用面板回归分析模型从资产总额、员工人数以及销售值这三个角度考察了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指出以资产总额和员工人数衡量的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销售值与创新绩效则表现为单调的递增关系。凌江怀和胡雯蓉（2012）以广东省2007—201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规模扩张不利于传统产业提高经营绩效，却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经营绩效。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外部竞争压力小、机构庞大、内部组织层次多且关系繁杂，大企业管理上的不经济会导致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最终抵消规模经济利益，Leibenstein（1966）将其称为“X非效率”。产业内跨区域扩张可以共享企业独有的核心技术及资源，也能充分利用各地域的比较优势来实现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绩效，获取更高的利润率（Kogut，1985）。郭斌（2006）发现企业规模对产出率具有一致性正向影响，存在可观测的规模效应，吴晨（2009）以沪深两地共9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样验证了企业规模与经营绩效正相关。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周建锋等（2005）、范建双（2009）和张宝友等（2010）的研究表明，中国建筑类、矿产资源类和国有工业企业的绩效与其规模显著负相关，存在规模不经济。陆国庆（2011）基于中小板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财务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股本规模越大，绩效越好，存在规模效应。陈晓飞和关峻（2014）以2001—2012年84家环保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作为研究样本，发现环保企业的规模与企业经营绩效只存在部分相关性，不同企业规模因子对经营绩效发挥的功效不同。(www.daowen.com)

3.企业规模与企业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

白俊红（2011）运用1995—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分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发现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线性正向影响。周黎安和罗凯（2005）认为，规模的小企业由于融资困难，无法负担巨额的研发费用，更无力抵御由于研发失败而带来的风险，因而往往倾向于采取“跟随战略”而并不愿意冒险开展创新，导致小企业的创新动力欠缺，影响经营效率的提升，相反，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一定的融资优势和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更愿意尝试创新，从而增大了经营效率提升的潜在概率。庞瑞芝、刘秉镰和王婷（2008）利用我国19家高速公路上市企业2001—2005年财务数据采用随机成本边界模型（SFCM）对高速公路企业的成本效率进行估计，发现我国高速公路企业发展正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企业规模越大，其成本效率相对越高，而国有股占比对企业成本效率影响不显著。邓学平（2008）分析了2006年55家上市物流公司的财务报表，认为大企业并没有显著的效率优势，且影响物流企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生产成本。

4.企业规模与公司财务间的关系

Jovanovic（1982）指出企业规模也会直接影响其财务约束程度。在一个相对不是很完善的制度环境下，除了高超的商业技巧，创业者还需要一定的政治技巧来发展企业，而这些能力正是大公司所早已显现出来的，这种技巧的差异使得小公司融资更加困难。大型企业往往具有大量的可抵押资产，并且具有较好的声誉，有助于它们获得外部资金，而这些都是中小企业所不具备的。Xu（1998）指出大型企业往往生产一些对政府来说很重要的产品，如石油、钢铁，关系国计民生，这种经济上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政府有意帮助解决其财务约束，促进企业发展。与中小型企业相比，规模经济使得大型企业的融资成本较低（包括直接融资以及间接融资）。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通过对1995—1997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21家工业类公司的研究，指出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这两个因素与企业负债比例存在正相关，即企业的规模愈大，或盈利能力愈强，就愈能承受较高的债务水平。李涛和徐昕（2005）指出企业的财务状况是由企业内部原因导致的，不同的产权安排和企业规模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会有差别。江伟和李斌（2006）对我国2003—2005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研究得出，金融发展能够使规模较小的公司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谭跃和马晓夏（2011）研究了在金融深化的动态过程中企业规模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发现金融深化下公司的债务融资的增减与公司规模有关。当公司总资产大于临界值时，金融深化给企业带来了更高比例的债务融资。当企业总资产小于临界值时，金融深化使企业的债务融资比例变小。在金融深化下，企业债务融资的增减速度快慢也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当企业总资产大于上述临界值时，随着金融的发展，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债务比例增长的速度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