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企业管理和公司金融等领域的发展，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已有文献来看，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范围很广，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

1.股权结构与企业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

Faulkender（2002）以美国小公司为样本，发现公司现金持有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另外，有更多股东的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原因可能是由于股东分散，对管理者监督不力，从而使得企业能持有更多的现金。Kusna-di（2003）发现而非管理者大股权（Non-management Block-holder Ownership）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相关。辛宇和徐莉萍（2006）、胡国柳等（2006）、李志杰等（2007）和武晓玲等（2007）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与股权结构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杨景岩（2008）研究指出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控股股东性质的样本，国有股控股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较低，而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廖理和肖作平（2009）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管理层持股显著正相关。罗琦和许俏晖（2009）发现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赵卫斌和王玉春（2009）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性质会显著的影响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性质时，其现金持有水平主要受现金等价物、投资机会、财务杠杆、现金流量、和独立董事比例等因素的影响；而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性质时，现金持有水平受代理成本、筹资成本以及企业现金流量等因素的影响。史国英（2014）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更低。

2.股东性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施莱佛和魏施尼（1986）认为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因为当股权比例较高时，股东有能力、有动机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从而提高公司绩效。霍尔德尼斯和希恩（1988）研究表明，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无相关关系。Demsetz和Lehn（1985）认为控股股东的利益和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往往不一致，在缺乏外部控制的制衡或者外部股东多元化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很可能会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利益不对称的矛盾，以牺牲其他股东利益为代价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的是自利目标而非公司价值目标。此时，股权分散型公司绩效要优于股权集中型的公司。汤姆森和佩德森（2000）研究表明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总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迄今为止，学术界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国有企业绩效低于非国有企业，如Xu和Wang（1999）发现国有股权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Sun和Tong（2003）发现国有股权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许小年和王燕（1999）通过对一年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有显著正效应，国家股对公司绩效有负效应，流通股对公司绩效并无显著影响。张红军（2000）研究结果显示，前五大股东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也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吴淑馄（2002）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内部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均呈显著性倒型相关，国家股比例、境内法人股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性型相关。田利辉（2005）研究表明政府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左高右低的非对称型关系。申慧慧等（2012）指出当出现环境不确定性时，国有控股公司显著降低了公司价值，而非国有控股公司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李彬和张俊瑞（2013）研究发现，国有性质上市公司在现金分红对企业绩效的提升程度显著低于非国有性质上市公司。然而，部分学者不认同国有控股会降低企业绩效这一观点，Morck等（2000）发现公司绩效对管理者股权是单调递增的。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的研究表明，在非保护性行业，公司绩效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函数；在公司治理对外部投资人利益缺乏保护的情况下，流通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负相关；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田利辉（2005）研究表明，国家持股对企业绩效具有两面性的影响。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上升，企业绩效起初随之下降，但是当国家持股比例足够大时，国家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曹廷求等（2007）同样指出，股权结构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左低右高的U型曲线关系。(www.daowen.com)

3.股权结构与其他公司治理指标之间的关系

许小年和王燕（1998）研究了股权的所有制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关系。何浚（1998）对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股权结构以及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张红军（2000）研究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的收购与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激励等机制之间的关联。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研究了集中程度意义上的股权结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关系，通过对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机制，进而影响公司绩效的分析，认为股权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Sun和Tong（2003）与杜莹和刘立国（2002）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有股“一股独大”，既可能使得大股东控制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也可能导致国家作为第一大股东，却无法有效行使所有者的监督、管理权力，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导致国有股东治理效率低下。Adhikari等（2006）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比例与公司税负显著负相关。曾庆生等（2006）指出，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承担了更加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吴联生（2009）研究发现，公司国有股权比例越高，其实际税率也越高。唐小飞等（2011）研究表明，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房地产企业均面临融资约束，而且前者融资约束度大于后者。盛明泉等（2012）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这将导致国有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的动力减弱，阻碍其资本结构调整行为。

股权结构背后蕴含着复杂的代理问题，不同结构下各类代理问题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以上研究都在探求何种股权结构能够有效地抑制代理问题，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而企业的资金效率是企业绩效、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等问题的起点，高效的资金配置能有效的提升企业绩效、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效率，因此，股权结构对企业资金效率的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