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复杂系统或解决复杂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复杂系统或问题分解（Baldwin ＆ Clark，1997）。早在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论述分工理论时，以制针工厂的劳动分工举例，阐述分工是如何影响生产效率的。他提到在针的加工过程中，工厂首先将制作工艺解构为不同的工序，如拉丝、锤直、切割、削尖、磨光等，然后再将这些工序分配给不同的工人来完成，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远远超过由单人完成整个制作流程的效率。尽管亚当·斯密所举的例子在当时只是为了说明专业化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重要作用，但也隐含了一种思想，即把一个复杂系统解构为独立的单元时会降低系统的复杂性。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复杂系统设计的理论。在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论著《形式合成简注》（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中，他讲述了一个一排相互连接着的灯泡的故事，指出为了解决那些难以应付的复杂设计问题，可以将一个大型设计分解为几个主要的部分，然后切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如此，复杂的问题将会变得可控制和易于解决。西蒙（1962）提出，为了化解生产中的复杂性，可以将一个复杂系统分解为一系列标准独立的子系统。他以钟表业的手表组装为例，通过解说手表的生产过程说明处理复杂系统的一般方法。“若两个工人各自组装1000个零件的手表，一个工人按部就班地组装，而另一个工人以制作中间组件的方式，先组装中间组件，再将组装好的组件加以组合……”，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如果在工作不受干扰且工人毫不停歇的情况下，从组装好单只手表所需的总时间来看，同样是组装1000个零件，两个工人各自完成的时间可能差距不大。然而一旦受到外力干扰，工作被迫中断时，情况则大相径庭。由于中途放下，前者未完成的零件可能会瞬间散架，必须从头开始。而后者，同样是中途放下，情况却不会那么糟糕，散架的至多只是一个组件。如果一个复杂系统拥有分层级的（Hierarchical）、近似可分解的（Nearly Decomposable）结构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好的绩效。虽然“模块化”一词当时并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但其理念构想已经隐含了模块化的基本思想，即复杂系统可通过模块化分解的方式来化解系统的复杂性。

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曾一度为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长达20年经济增长黄金时期的福特制生产方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追求大规模生产的福特制（Fordism）开始丧失国际竞争力。产业组织形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后福特制（Post-Fordism）的生产组织形式逐渐成为一些产业的主导组织形态，表现为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柔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等生产方式的出现。模块化作为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的关键，通过组合大规模生产的模块化构件，能装配成多样定制化的产品或服务，在保证企业利润的同时，又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www.daowen.com)

1997年，鲍德温（Carlissy B.Baldwin）和克拉克（Kim B.Clark）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论文《模块化时代的管理》，文中首次提到“模块化时代”（An Age of Modularity）的概念。他们认为，模块技术是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产业发展中逐步呈现出来的用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新方法。其随后合著的《设计规则：模块化的力量》一书开创性地研究了模块化理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至此也拉开了学术界对模块化理论探索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