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商业价值存在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农为贵、商为贱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流，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始终被压制。清朝末年，闭关锁国的清朝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中被迫打开了国门。在这一过程中，晚清政府试图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吸纳西方的工商业制度，来挽救穷途末路的封建政权。然而，以落后的脚步追赶先进的工商业文明终究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工商业无论是组织规模还是生产总值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都是很小的，农业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行市场经济转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扩大市场经济范围。在融入世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工商业的热情空前高涨，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因起步较晚，传统商业文化积淀不足，而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商品经济发展过快，导致文化的支撑相对滞后，力道不足，因此使当代中国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人们对财富认知的极端化。长久以来，在根深蒂固的贱商、抑商思想的影响下，由于对财富缺乏客观的认知，不耻言利与极度贪婪成了一些人财富观的两个侧面。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激活了许多人的财富欲望，这一潜意识的释放带来了巨大的能量，却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失去了理性，造成了两种财富观念，一种是缺乏竞争意识，满足于小富即安；而另一种则是偏执于物质享受，追求利益，不择手段。这两种思想都是对财富缺乏客观认知的极端化产物，其根源在于，人们不具备获取财富的正确文化引领与指导。

其二，商业规则的缺失。因为缺少合理合规的交换文化作为引导，所以导致商业活动规则的不完善，包括交换方式、交换法律、交换心理等要素。因此在一定情况下，商品经济活动会出现无序状态。尤其是在人们对于财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的状态下，一些财富观念不断冲击人们的价值底线，甚至出现了不顾长远利益、不择手段的商业行为，如假冒伪劣、产权侵犯、钱权交易、商业欺诈以及竭泽而渔的环境破坏行为等。这些现象恰恰说明商业伦理规则与制度的不完善和商业文明的缺乏。中国长期以来的商业以儒家伦理道德为约定俗成的规则，商业关系以人情为纽带，却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法律规则，如契约法则、信用法则等。因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契约精神不足、信用意识淡薄。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除了在官商发展基础上制定的部分对市场、商品、商人的管理制度之外，并没有形成专门的商业法律法规。中国从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商法启蒙，且目前依然存在很多漏洞，难以与国际化的大商业、大流通等交易活动相适应，也导致钻法律空子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其三，财富责任意识的缺失。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自古以来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中国古代曾诞生过“大同社会”“均贫富”等许多追求财富平等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在阶级社会中注定是难以实现的，也导致了部分巨额财富拥有者的社会责任感极度缺失，将财富视为私有财产，而拒不用以奉献社会，成了贫富分化的根源。改革开放以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的方针始终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与商业法规、法则的不完善，人们的商业思维和意识不成熟等因素，在一定的阶段之内，还是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社会已经开始呼唤新的商业文化与价值体系以及科学完善的财富责任观念。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健全和完善社会的公益、慈善和福利机制。

（二）当代商业文化的建设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商业文化和商业思维，齐商文化的变革创新和务实精神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重构传统商业美德，倡导诚信为本

诚信是中国传统商业美德的核心，直到今天依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倡导商业诚信，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也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古代关于经商诚信的思想有很多。《管子·乘马》一书认为商贾必须是“诚贾”。《孔子家语·相鲁》一书认为经商者不售假货、劣货，遵循诚实守信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礼记·儒行》提出不要把金玉当成宝物，忠诚与信用才是宝。坚持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就会有良好的市场信誉。信用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诚信一般体现在货真价实、恪守承诺、物美价廉、和气生财等方面，而这些在齐商文化中都有十分明确的体现。如范蠡倡导的“务完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等。

构建新的商业美德，建立起与当今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体系，应做到两方面。其一，由传统走向现代。齐商文化是经世致用的文化，博爱大众、利人济世的精神品质在当代的商业文化中依然闪烁光芒，它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赋予其新时代的价值，这正是构建商业美德的重要内容。齐商文化的诚信思想有利于启示商品经营者们诚实待客、信守商业道德，遏止假冒伪劣产品与失信行为。这些可以说明传统商业美德在今天可以找到与社会主义新道德相融合的点。其二，兼顾传承与创新。借鉴齐商文化中务实创新的精神，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式，认识和处理道德关系，建立起适合当代社会发展和商业发展的道德规范体系。同时增强信用意识，健全信用规范制度，加强信用的立法和执法，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增强我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2.强化财富责任意识，倡导共同富裕

财富的属性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它既可以是私有属性，也可以是社会属性；既可以是物质属性，也可以是精神属性；既可以是低俗属性，也可以是高尚属性。社会的财富使用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商业文明程度。如果财富的流向只是满足私人的、物欲的消费，那么财富的属性是低俗和私有的；如果财富用来生产与经营，那么它就拥有更多的社会属性；而假如财富的用途是推进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倡导共同富裕，那么财富的价值则体现为高尚和社会的层次。(www.daowen.com)

共同富裕的思想在齐商文化中亦有所体现。《管子》一书提出了藏富于民、与民分利、轻徭薄税、减少贫富差异、开展社会救助和福利等思想与政策，特别提到了社会福利和救助的部分，并提出了“六兴九惠”的具体措施。所谓“六兴”，就是发展一切对百姓生活有利的事业和举措，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比如，注重民生，让百姓有更多挣钱的渠道，发展和维护水利等重要的基础设置，减轻百姓税负，帮老百姓解决他们最重要、最紧急的事情，救济陷入生活贫困、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些就是六兴。所谓“九惠”，说的是救助九类特殊人群的社会政策。即要照顾好老年人、小孩子、无父无母的孤儿、无法自力更生的残疾人、丧妻的鳏夫或丧夫的寡妇这几类人群。同时官员要定期探望长年生病的人；接济长期穷困的人；到了灾荒之年，要放松政策，开仓放粮救助灾民；此外，对于因为国家战争而牺牲的士兵家属，要给予足够的抚恤。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在那个年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完善，但从这些措施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福利思想确实很早就存在了。其实自古以来，关于社会保障的论述有很多，但大多观点都是零散且不系统的。对社会福利与救助进行系统和专项阐述的，唯有《管子》一书。

共同富裕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有着深刻的关系，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首先，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富裕。《管子·牧民》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充分说明了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精神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快，同时，人的精神追求的超前性又为物质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精神与物质的全面脱贫，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次，共同富裕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与齐商文化中尊重自然的务实思想相契合。假如过多地强调发展，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类发展与自然平衡的相互关系，显然是不可取的。人类为之奋斗的共同富裕目标绝不仅仅是物质丰富、精神文明，还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与和谐。

再次，共同富裕是效率与公平的二者兼顾。在齐商文化的发展中，政府对商业的抑制和干预充分体现了国家决策依据社会现实而生的务实性。而当代社会的效率与公平同样体现出国家的民本思想与务实精神。共同富裕不是部分群体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富裕，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是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社会必须尊重和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满足主体全面发展的要求，真正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公平机会、公平条件和公平权利，确保向上流动的渠道畅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最后，共同富裕是国家发展和人民全面富裕。国富民强的发展目标正是体现了建立和完善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努力保障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做好两方面。其一，发挥公共财富使用的引领作用。公共财富的使用方向会对民间财富的使用有引导、示范效应。只有公共财富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真正用于公益、民生事业，才能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其二，完善公益慈善的机构和机制。鼓励这一领域中介组织的建立，规范其运行过程，增强其透明度、效率评估、投向过程的监督等环节的规范性。高效规范的公益慈善中介机构运行机制的形成，不但能有效提高捐助者的财富使用效果，还会鼓励更多的人将财富贡献于公益慈善事业，更重要的是能提升整个社会的财富品位，形成互助、爱心、团结、向上的社会风气。

【注释】

[1]李山、轩新丽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19，第642页。

[2]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中华书局，2012，第1967页。

[3]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中华书局，2012，第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