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体而言，在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和思想的影响下，秦汉以后齐地的商业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度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但尽管如此，齐地的工商业发展在每个朝代都有所进展，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两汉时期齐地的商业发展

两汉时期，随着国家商业政策几度变化，宽严相间，齐地的工商业发展也几经起落。

西汉前期，经济萧条，百业荒废，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方略，在汉初的六十余年时间里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赋税，鼓励人口，齐地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秦末，在战火浩劫之下，许多城市残破萧条，齐地也是如此，但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齐地很快恢复了昔日繁华。汉武帝时期，齐地在之前繁华的基础之上，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和良好的商业传统，成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这时纺织业依然是齐地的优势产业，汉初还在临淄设立三服官，“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1]。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齐地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地，齐地成为“丝路”的源头之一。

但到汉武帝时期，战争频繁，国家财政出现了危机，加之此时许多富商大发国难之财，大肆赚取私利，国家财富很大程度流入私商手中，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度不满。为了解决财政的困难，汉武帝开始推行“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的政策，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宏观调控粮食买卖，堵塞了商人获利的途径，其本质上是与商人争利。此外，汉武帝开始对工商业者征收各种高额财产税，并任用酷吏推行政策，导致了大批富商因家庭财产遭到侵夺继而破产。自这时起，严苛的工商业政策开始推行，严重打击了西汉前期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齐地商业转入间歇期。由于这些政策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力极强，实行不久就被叫停，然而汉武帝时期兴办的大多数官商部门却都被保留下来，对汉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为显著的影响是使西汉后期官营商业发展迅速，垄断经营态势增强。

西汉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环境有所好转，但拥有发展空间的主要是官营经济，垄断经营不断加强，官商与私商随之分化，私商的发展较为艰难。齐地的传统优势产业盐铁行业变成了官府把持，私商无权涉足经营，因而迅速衰落下去。这一时期的垄断专营导致了商人群体的分化，官商勾结的情况开始出现。有资格从事盐铁经营的商人，大多是资材雄厚的上层盐铁商贾，《盐铁论·刺权》记载，他们跻身官吏之间，而民间工商业生存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失去了自由的经商环境，社会经济缺乏活力。

东汉时期，经济政策再次放宽。因东汉政权是在地主豪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曾“卖谷于宛”的光武帝刘秀奉行“柔道治天下”的方针，随着汉王朝“中兴”，齐地商业再次活跃。汉和帝时废止了盐铁专卖政策，对盐铁实施民营征税政策，并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私商的经营空间再次好转。齐地的传统优势产业纺织业依然发达，齐锦驰名中外，通过“丝绸之路”可以远销各国。在私商得以恢复的同时，自西汉时期就已出现的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东汉时期正式兴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开展活跃的商品经营活动，在田庄内部和田庄与田庄之间进行各类农业、手工业产品。因此当时的齐地田庄林立，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导致大量实力较弱的农民破产，继而被迫加入商贾行列，成为小规模经营的私商。而田庄则逐渐成为农工商相结合的经济体。

（二）南北朝时期齐地的商业发展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的大动荡时期，战争不断，商业发展受到重重阻碍。但这一时期，齐地的农业和手工业依然比较先进，累积了较多的农产品和社会财富。《晋书》记载：“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说明齐地土壤肥沃，五谷丰富。此时，丝织业依然保持国内领先地位，青州生产的“齐纨”等丝织物誉满天下，此外齐地的煮盐、矿冶、制陶、酿酒等产业皆有所发展。南燕时曾在商山（今山东桓台西南）立冶采铜，并专门设置了铜官令，而淄博寨里则存有可以确定为北朝时期的瓷窑遗址。齐地名著《齐民要术》中则对酿酒业有着详细记载。

《齐民要术》作为齐文化的重要历史典籍之一，是北魏时期齐地太守贾思勰所作的一部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名著之一。《齐民要术》书名中的“齐民”意指平民百姓，“要术”指谋生的方法。全书提倡奖励农耕和科学的耕作方法，强调注重实践，内容涉及了粮食、油料、纤维、染料作物、蔬菜、果树、酿造、腌藏、果品加工、烹饪等门类。除了对于农业生产的记述，《齐民要术》中体现的求利思想和商业经营方式也对后世影响深远，如重视市场的作用、把握价格变化规律、通过关注季节的变化增加销售收入、注重投资效益等。

（三）隋唐时期齐地的商业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山东地区的桑蚕业依然兴旺，丝织业还是当时山东地区的主要手工业，齐地的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市）、淄州（治今山东淄川）、青州（治今山东青州市）等地的绢产量较多，且品质优良，“齐纨鲁缟”闻名全国，因此成为山东地区每年上贡的主要产品。除了绢以外，还有绫、等，也同样为每年的上贡之物。唐代文学作品中即有对于齐地丝织产品的描述，如唐代诗人杜甫曾在诗中有言：“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隋唐时期，齐地的煮盐业相当发达，即墨、莒县等地都是当时著名的煮盐地区，山东的煮盐收入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源头之一。隋唐时期，山东地区还是全国重要的金属冶炼基地之一，矿冶业有了很大发展。当时齐鲁地区有多个矿冶业城市，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莱芜冶铁和冶铜之处非常之多。除此之外，山东地区的酿酒业也有悠久的历史。隋唐时期，酿酒业的规模有了新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以家庭为单位的酿酒作坊，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唐代山东生产的酒统称为鲁酒，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好酒，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诗人李白对鲁酒爱不释手，写有众多诗文赞颂鲁酒，其中《沙丘城下寄杜甫》一首云：“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另外，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的陶瓷业也有明显发展，其中齐地的许多地区，如今天淄博的寨里、磁村都是当时重要的瓷窑址。这些瓷窑主要是烧造碗、瓶、壶、罐等黑釉瓷器，其釉质晶莹滋润，烧造技术很高。在济南、烟台、即墨、青州等地还发现了代表唐代生产力水平的著名艺术珍品唐三彩，这些出土文物色彩艳丽，工艺细致，反映了当时生产技艺的高超。

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的城市商业、农村集市贸易和海外贸易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当时山东地区的都督府及州县都设置了开展商品贸易的市。市的经营时间大致自正午开始至日落前结束。商业的繁华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当时山东地区出现了一批经济十分富庶的城市，如齐地的青州“凭负山海，擅利盐铁”^[2]，成为最繁华的都市，农桑兴盛，丝织业尤为发达。当时的青州城商业繁华，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集聚城内，工商昌盛。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在青州设置节度使，负责山东沿海的开发和对外贸易。齐地的城市商贸空前高涨。隋唐时期，除了城市商业十分繁荣，商业在农村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山东地区出现了许多农村的“草市”或“墟市”，其中有些规模相当可观，如德州安德县（今山东陵县）南境的灌家口草市，其规模十分庞大，在当地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唐宪宗时期，国家将安德、平原和平昌三县部分地区分割出来，在这里设置了“归化县”。这种草市在当时的齐地也为数不少。

随着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凿，就整体而言，山东西部地区的商业发展要先进于东部地区。但在运河商贸发展的带动下，齐地整体的商业发展状况同样十分可观，特别是海外贸易的优势十分凸显。随着城市规模和各种行业的发展，齐地商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大城市中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货物丰足，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贸易，以及海外贸易均日益频繁。齐地的登州、莱州是商业贸易的集聚之地，是隋唐时期与他国通商的重要口岸，人参、鱼牙、海豹皮等海外奇货皆是通过登、莱两港转运至长安乃至全国各地。不仅如此，登、莱两港也是全国对外贸易的周转中心，周转商品的品种众多，谷物、木材、丝绢、瓷器等一应尽有，齐地沿海的诸多口岸成了海外贸易和跨国交流的前沿基地。

（四）宋元时期齐地的商业发展

宋元时期，齐地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丝织、矿冶、制陶、酿酒等生产水平和贸易水平皆有所提高。这一时期人们的商业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于商业的作用有了明确认识，宋人已经认识到商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明白了商业与农业一样都是财富之源。因此，一些鼓励商业发展的思想随之产生。宋代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被视为与其他社会阶层平等，“舍本农，趋商贾”的风气很盛。

丝织业历来是山东地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北宋时期，具有“齐纨鲁缟”之称的山东纺织业又有新的发展，其中尤以绫罗绢等丝织品的生产最为驰名。当时的织品种类花样众多，质量均属上乘，技术更为精进。宋政府在青州设置了专门的织锦院，负责织造军队用的布帛和宫廷、官府用的名贵丝织物。这里生产的产品，如绵绮、鹿胎、绫透背等，皆为工艺复杂、花纹繁复的精品，专门上供朝廷。除了官营纺织部门外，山东地区的民间丝织业也在这一时期十分发达，济州、青州等地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纺织生产的专业户，称为“机户”。机户拥有独立的家庭手工业作坊，虽然与官营相比规模较小，但其技艺精湛，甚至部分地区的丝织水平超越了江南，堪称全国一流，其产品主要由官府收购。机户的产生说明传统家庭丝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山东私营手工业作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宋代丝织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至元代，丝织业进一步发展，官营、民营皆规模较大，品种齐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有些产品还远销海外。高唐州丝绸在元代盛名远播，许多商人纷纷赶往高唐购买，后经海路贩运进行贸易，齐鲁地区丝织业的发达程度可见一斑。(www.daowen.com)

山东矿冶业在宋元时期颇具优势，齐地的金、银、铁矿皆有开采。北宋时期，山东金矿产区主要分布在登州和莱州，铁矿产地主要集中在兖州、登州、莱州、郓州、青州。冶炼技术大幅提升的同时，官营矿冶改为民间经营，提升了百姓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山东矿冶业的发展。至元代，矿冶业依然是山东的重要手工业部门，铁矿分布在济南、莱芜等地，铜矿集中于青州、临朐等地，银矿集中于般阳、牟平等地，当时的金业尤为发达，金矿主要集中在登州、莱州、青州、栖霞等地。但元代苛税繁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矿冶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是山东地区陶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山东境内发现了大量的宋元陶瓷窑厂，数量之多、产量之大，均是之前朝代所未有的。宋金时期的陶瓷产品种类繁多，青釉、黑釉、酱色釉、黄釉、白釉、剔花、白地黑花、釉上彩等都在其中。元代的陶瓷产品相对品种较少，主要以黑釉、褐色釉、白地黑花等为主，器型较之宋代更加厚重。宋元时期山东的陶瓷产品，除了少数白瓷等名贵精品供皇族、贵族使用和收藏外，大多产品为中低档生活用品，面向普通百姓。宋代山东瓷器产区主要分布在淄博、泰安、青州等地，其中以青州白瓷最为著名。青州所产白瓷质细胎薄，釉彩晶莹，是当时瓷器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专门用于上供朝廷。此外，淄博也是宋代著名的瓷器产地，淄川区磁村发掘出宋代瓷窑炉十座，成型作坊遗迹一处，窑炉一座，烘烤炉二座，釉料池一座，井一口，并出土了碗、罐、盘、碟、杯、钵、盆、瓶等大量瓷器制品。元代山东的陶瓷产地主要分布在淄博、枣庄等地，生产水平依旧很高。瓷器以白釉为主，装饰技法丰富多彩，尤其以淄川坡地窑所制瓷器最具代表性，这些产品造型优美，花纹丰富，多以花卉、水草、水波、鱼纹等为主题，一件瓷器上带有多种纹样，配有“清静道德”“风花雪月”等，体现出窑工的纯熟技巧。

山东是古代最早的海盐产区，宋元时期，山东制盐业依然兴盛。盐产区主要分布在齐地的登州、莱州、滨州、青州和无棣县等。宋元时期，政府对制盐业的管理日趋规范。宋仁宗时期，放松了对盐禁的控制，榷盐政策渐渐废止，山东盐业大兴。宋朝政府先后在密州、登州、青州、滨州等地设有六处盐场和六处盐务，管理盐业生产。至元代，元朝政府专门设置了山东盐运司作为管理盐业的机构，治所济南，下设分司和盐场。这些机构的设置，表明宋元时期山东盐业经营管理体制渐趋完善。这一时期，盐税依旧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采煤业也得到一定发展。淄博部分宋金时期的陶瓷窑场中已出现了烧煤窑和烧煤炉，说明在宋金时期煤炭已经开始作为陶瓷烧制的燃料。元代山东的产煤地区主要是峄州、淄川和博山等地。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淄川磁村华严寺发掘出两座元代墓葬，墓葬周围有挖煤坑，说明元代时期淄川是重要的煤炭产区，其开采已有一定规模。而据《博山县志》记载，元代开始，博山的煤矿也得以开采。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煤炭业有着严苛的控制，不允许民间挖掘，因此煤炭业发展是受到制约的。直至明清时期，山东采煤业才有了较大发展。

宋元时期，原本较为发达的山东交通又有了新的发展，为齐地的商贸开展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条件。从陆路交通来看，宋代时期，山东地区各州县之间，各州县至京师等地均有驿道相通。至元代，为了快速传达政令军情，元政府在之前驿络通达的基础上，更建立起遍及全国的站赤制度，以元大都为中心，在全国设立一千五百余个站赤，加强了山东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从水陆交通来看，一方面，大运河依然是山东内陆水运的主要通道，发挥着重要的运输作用，使山东成为内河漕运的重要地区；另一方面，山东的海运交通也更加便捷，尤其以元代最为发达，漕运的成功尝试使人们对海运充满信心，海运很快成了水路运输的主流方式，并且在当时开辟了三条新的海运路线。四通八达的交通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山东地区的商旅往来和商业繁荣。

北宋时期，山东商业贸易和城市经济比唐代更为发达，城乡之间农副手工产品交换极其频繁，区域性短途贸易、全国性长距离贩运贸易和海外贸易均得到长足发展。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货币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当时四川地区开始印发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但流通区域不大，未及山东，山东地区的货币以铜钱为主。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考古发现来看，山东多地出土了大量的宋代铜钱，可以看出宋代货币铸造和流通十分繁荣，也反映了山东货币经济的发达。此外宋元时期山东商业税额大幅增长，这一方面反映出封建政府对百姓的盘剥加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山东地区商业的繁荣程度。除了国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山东地区，特别是齐地的海外贸易也有长足发展。宋代是山东海外贸易的重要历史时期，这时的山东海外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况。北宋初期，对外贸易地区依然集中在登州、莱州两港，但当时宋辽交兵不断，为防止山东商人通过海外贸易与辽境私通，于是宋朝政府关闭了登州、莱州两港的对外贸易，将外贸港口转移至胶州湾北岸的密州板桥镇，并在该地设置了市舶司机构，以具体管理外贸事宜。板桥镇市舶司是当时全国的五大市舶司之一，它的设立，一方面表明北宋政府对山东海外贸易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山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当时，山东进出口货物品种众多，数量巨大，到了北宋中后期，板桥镇已取代登州、莱州两港的地位，成为山东乃至北方最大的外贸港口。南宋时期，板桥镇市舶司虽未继续设立，但此处的海外贸易依旧发达，保持着南北海上货物集散中心和海外贸易的两大优势。到了元代，对外贸易的重心主要落到了南方，山东没有再设置市舶司，但民间海外贸易依旧活跃，胶州、密州、莱州、登州等城市依旧是重要的对外港口。整个宋元时期，山东的海外贸易始终没有停止。

（五）明清时期齐地的商业发展

在春秋战国至盛唐的近两千多年间，山东地区的经济一直处于全国的发展前列，山东是国家的经济重心之一。中唐以后，山东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但直到北宋始终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赋税来源和财政支柱。北宋末年起，北方地区战火不断，山东也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主战场，经济遭受了巨大破坏。从12世纪至14世纪，经济中心由北方转移到远离战争的南方，山东商品经济发展逐渐势弱。但尽管如此，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商品经济依旧出现了比较繁荣的景象，许多农副产品和海产品大量投入市场，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业长足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城镇越来越多，商品流通越发便捷；社会风气与人们的观念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生了深刻变化，重商趋利之风盛行。

明清时期，山东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棉花、烟草、果品等经济作物，以及海盐、海鱼等许多海产品都被大量投入市场，并成为大宗商品。随着棉花的普遍种植，特别是棉布商品化生产的兴起，家庭棉纺织业逐渐兴盛起来，齐地也多兴此业。此外，丝织业、陶瓷业、采煤业等手工业都在前期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生产优势，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网的形成，山东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商业城镇，齐地的商业城镇主要集中于沿海和鲁中地区，比较著名的有沿海的胶州、莱州，以及鲁中地区的周村镇、颜神镇等地。鲁中地区商业城镇的兴起，是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商品经济的一大特色。地处鲁中东西交通要冲的长山县周村镇在明代时期还是一个小城镇，仅“居民三百家”。至清朝时期，周村镇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成为一座工商业“大镇”。这时的周村店铺林立，城镇繁荣，已可与全国的著名工商大镇相提并论。另一新兴城镇颜神镇（今博山）则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以煤炭、陶冶、琉璃为主要产业。据《博山县志》记载，颜神镇凭借资源优势，“凿山煮石以通商贾，虽僻处岩阿而四方辐辏，俨然一都会也”。此外，潍县、青州等地也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山东出现了掌握大量财富从而有资格充当资本家的人，齐地的莱州、登州、青州等地也涌现出了富比陶朱、石崇的富商大贾。从明朝开始，山东的商帮也初具规模，鸦片战争之后形成了鲁商商帮。

除了商业城镇的发展，山东地区的农村集市也大规模兴起。集市的发展是明清时期区域经济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按照历史文献所载，明朝初期和中期的山东集市大多由官府兴办，而至明朝中后期，集市则有很大一部分是民间设立的。到万历年间，山东各州县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密集的集市网络，十分繁荣。但这种局面随着明末清初的战乱而改变，大部分集市荒废。至康熙中期，山东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多，经济也得以复苏，许多集市渐渐恢复，到乾隆时期，集市完全摆脱了战乱影响，开始全面增长，据粗略统计，明朝万历年间山东集市约有一千七百个；清代中期增长至两千三百个，光绪年间已达到近三千个。集市分布十分密集，并且分类十分细致，出现了粮食市、棉花市、牲畜市、丝绸市等不同的类别，不同地区的集市每旬开市二次、三次、四次不等，有些集市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州县，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牙人和牙行的兴盛也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中一大特点。牙行是买卖双方的中介，从事一些价值较高、专业性较强的商品交易中的评估、说和工作，以避免交易双方的经济损失，并从中赚取一定比例的报酬。这一职业出现得很早，西周时期就已存在，唐代以后随着商业发展渐趋稳定，开始被称为牙人，宋元时期发展为独立的行业，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明代商书《士商类要》中写道：“所谓牙者，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买卖要牙，装载要埠”“买货无牙，秤轻物假”。山东方志称牙行为“集之媒人”，认为牙行的作用在于“平物价”“防争竞”“理赋税”，可见牙行在评估物价、主持交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具有为政府收税的职责。明初时期，明政府对牙行采取了禁止政策，但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牙行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明朝中期，政府承认了牙行的合法地位。当时的山东地区，不仅城市商埠设置了牙行，许多州县集市也有牙行。然而牙行的存在滋生了许多弊端，部分“奸牙”借收税之名，勾结官吏，盘踞市场，垄断利益，中饱私囊，这种情况自清代以后更加明显。因此，从康熙年间开始，政府“清查税务”，对牙行进行了打压和整顿。到雍正年间，大量牙行被裁革，牙行就此没落。同时，各地设立义集，将原有的集市改为义集，负责管理的人员不领牙贴，不受课税，以扼制牙行之弊。据《长山县志》等文献记载，作为山东中部商业重镇的周村，在清初时也曾饱受牙行困扰，以致“商困难苏”。至康熙年间，乡宦李雍熙、李斯佺祖孙二人捐献资款，在几十年间“代周村觅斗秤之夫，纳牙行之税”，最终使周村成了义集，实现了“市以不扰，商旅归”，促进了齐地商业的稳定发展。

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经商之人的构成包括官僚、地主、儒生、普通百姓，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来等级分明的“士农工商”阶层划分。尽管从成就和影响力来看，鲁商无法与晋商和徽商相比，但也已经形成了一股地域商业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发挥作用。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清初期出现，商品经济发展空前繁荣，使齐地百姓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务农商”成为常态，重商逐利之风日长。这种逐利之风对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注释】

[1]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2012，第1482页。

[2]杜佑：《通典》，中华书局，2016，第47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