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统一六国后，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交融在战国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齐国虽然灭亡了，然而齐文化却没有随着国家的灭亡而迅速消亡，它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继续对秦朝，乃至西汉前期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齐文化对秦国统一六国后的政治、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于稷下学宫、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五德终始说”，成为秦国统一和立法的理论依据。齐地的“八神”崇拜、黄老之学等也为秦王朝所用，齐学一度备受推崇。二是秦始皇对齐地的迷恋和对齐方士的轻信，对秦朝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四次巡狩，其中三次以齐地为中心。他十分相信齐地方士，命令他们为自己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最著名的事件是曾派徐福入海寻药。此外他重用方士，造成了燕齐方士数千人入咸阳的局面，使齐方士由民间走进朝廷。但后来，秦始皇与方士之间的矛盾，直接引发了“焚书坑儒”。齐人淳于越的直谏和方士的欺骗，触怒了这位刚愎自用的暴君，导致他发动了“焚书坑儒”，杀死了许多儒生、方士。除此之外，秦王朝历史上两位著名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是曾担任过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的学生，他们为秦王朝法制理论的完善和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使得齐鲁文化的交融得以延续。然而，秦朝采取的高压政策在客观上限制了齐鲁文化的发展空间，阻碍了多元文化互补性作用的发挥。特别是重农抑商之策开始广泛推行，“上农除末”的主张被刻到了琅琊台（在今山东胶南）上，而这一时期，重视工商业的齐人是秦国这一政策整顿和改造的重点对象，齐鲁商业文化在阻滞中向前发展。

齐文化对西汉前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于齐地的黄老之学，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黄老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二是齐地学者对汉初经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刘邦重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反映了齐地经学之盛；汉惠帝时经学复盛，出现了经学大师云集的状况，其中多为齐人。《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五经八师”中，有四位（辕固、伏生、田生、胡毋生）是齐人。钱穆先生考证，汉初经学博士十二人，其中六人是齐人。这一时期，汉朝统治者采纳了齐学中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国家治理大乱之后经济疲软，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使齐鲁商业文化得以复振。但商业复兴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区域政治经济生态失衡，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集中到了少数巨商富贾手中，统治者的利益受到了影响。因此，到汉武帝时期，国家正式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黄老之学便淡出了政治舞台，儒学则成为官方哲学。但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推行的儒学思想，并非先秦时期儒家孔子的原生思想，也区别于稷下学宫时期改造之后博采百家而诞生的儒学思想，而是被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董仲舒是齐学公羊学大师，他标榜的“儒术”，既包含齐文化的“仁”学思想，又包含了齐学中阴阳五行的思想。改造后的儒学在先秦时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齐文化的许多因素，如阴阳五行学说等。至此，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交融告一段落。同时，重本抑末的古代正统经济思想也在西汉后期正式形成。这一时期，齐鲁商业文化也随之发生了质的转变。(www.daowen.com)

儒家思想开始占据思想主导地位之后，其仁者品格和道德价值观开始渗透进齐鲁商业文化之中。齐鲁商业文化由先秦时期“齐为主、鲁为辅”的文化结构转变为在儒家文化主体之上吸收齐商文化精神的“儒为主、齐为辅”的文化结构，内核发生了重大转型。至此，齐鲁商业文化基本形成，其文化内核也基本确立。

自此之后，齐鲁商贾精神开始了“易青齐为邹鲁”的转型。原本以齐文化崇尚重工和重谋尚智为底色的早期齐鲁商业文化，其内核被鲁文化中的德礼因素所替代，儒家文化反客为主，成为主导齐鲁商业文化性质与方向的决定因素，从此确立了齐鲁商业文化尚德重义的价值取向。齐鲁商贾精神的文化底色的转型，对后世齐鲁商贾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齐鲁之地自西周立齐以来形成的多智变通的“功利型”商业文化，被儒文化的“道德型”商业文化所取代，尽管成就了后世齐鲁商贾的良好口碑和道德形象，但同时也使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丧失了原本的优势，再难恢复先秦时期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