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私商尚未形成规模，官商是最主要的商人群体。官商往往以家族经营为基本单位，职业世袭，其身份、经营权限等都受到官府的严格管制，即所谓的“工商食官”。春秋战国时期，官营商业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商食官”制度瓦解，官商逐渐没落。这一时期，官商的主要职责有几个方面：其一，为官府提供生活物品，满足官府需求，其中包括各地的珍奇异产和奢侈品。其二，从事官办商业的经营活动。齐商主要经营着国家的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专营买卖，成为“官山海”制度中的官方经营者。其三，代统治者管理市场。齐国管理市场的官员称为“市掾”，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市场货物的流通，确保商业稳定有序地发展。而这一时期，私商大规模崛起，成为社会中的重要阶层。他们以贩运这一经营形式为主，游走四方，行商谋生。根据先秦时期的文献所载，私商往往以“家”的形式出现，如新兴商人白圭就拥有“用事僮仆”若干人；到战国末年巨贾吕不韦经商致富时“家累千金”，更是“家僮万人”；范蠡也是以“父子治产”的方式与其子共同经商。

这一时期的齐商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加之政治上还未遭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生活较为安乐。《汉书·龚遂传》记载：“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史记·平准书》则言：“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说明此时的商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却因为经商的利润很高而累积了巨额财富，开始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生活状态普遍十分奢靡。

齐国工商业的繁荣，使私商群体蓬勃兴起，也使齐地掀起了奢靡逐利之风。齐国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得四方珍异汇聚在齐国市场上，极大地刺激了统治者阶层和富豪们的消费欲望。早在春秋时期，管仲治齐就崇尚奢侈，主张适度地大胆消费。《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评价管仲的话：“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史记·管晏列传》也记载：“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这些都反映出管仲的生活奢侈。到战国时期，齐将田忌以千金之资与齐王及诸公子逐射赌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以千金作为赌注，足见其奢侈程度。齐地的奢靡之风，不仅存在于先秦时期，直到汉代，奢靡之风依然延续和盛行。《汉书·食货志》记载：“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齐地的富人整日锦衣玉食，挥金如土，住在豪宅，蓄养大批仆从。《汉书·贡禹传》中记载：“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不仅如此，富人死后的送葬方式也体现出齐地的奢靡之风，山东临沂、胶东、临淄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精美奢侈品。(www.daowen.com)

《汉书·地理志下》中说，齐人“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齐地的重贾好利之风十分盛行。而鲁地自西周以来逐渐形成崇尚农耕、安分守礼的传统风尚，但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鲁人逐末求利的社会心理和经商热潮逐渐形成，鲁人“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且“好贾趋利于周人”。

齐鲁之地的奢靡与享乐之风，直到西汉儒制改革后，仍未见明显衰退，秦汉以来齐地追逐奢靡的生活风俗和齐人好利的“非正统”因素一直存在。但齐鲁作为儒学发祥地，在儒学氛围的渲染下，其风俗终究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随着南北朝时期商业的急速衰颓，以及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在重农抑商和儒学思想的共同作用下，齐鲁风俗发生了巨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