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俗，简其礼”体现了齐国政治上的开放，“尊王攘夷”体现了齐国外交上的开放，“尊贤尚功”体现了齐国政府选拔人才上的开放，“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等政策则是体现了齐国经济发展上的开放。在齐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开放的思想体现得尤为明显。

齐国的商业型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商业文化塑造了齐国的国民性格。《管子·轻重甲》言：“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意思是说只有吸引天下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国家才能生存发展。这段话所体现的正是齐商文化的开放变通。

姜齐建国伊始所面对的实际情况是土地不够肥沃、人口较少，但其靠近大海，因而鱼盐资源丰富；也因多山而具有充沛的桑麻之利；同时因其地处交通要道，便于贸易活动的开展，这些条件在客观上使齐国具备了发展工商业的条件。因此，姜太公从齐国国情出发，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其女功，极技巧”的基本国策，创造性地建构起了前所未有的濒海工商经济发展模式。齐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并不仅仅局限于齐国国内，而是以开放的视野，通过资源交换、商贸往来等方式，将齐国以外的许多诸侯国纳入了发展的版图之中。这种格局与模式一直在齐国延续下来，并对齐国的政治格局和文化胸怀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齐文化的开放性和影响之强大为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各国文化所无法比拟。

春秋时期，管仲相齐，尽管这时齐国经过前期的发展，其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农业生产已经较为发达，农业的经济基础地位更加牢固，但齐国依然延续姜太公倡导的“工商之业”，并且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管仲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在金融领域，管仲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设立类似于今天央行的轻重九府，以控制货币流通，对商品价格和货币购买力进行宏观调控；在工业领域，大力发展制造业，管仲推行“四民分业”这一职业技能化教育模式，为齐国培育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奠定了齐国制造业强国的基础；在商业领域，管仲跨时代地提出了“资产国有，承包经营”，将盐、铁等重要物资所有权收归国家，把经营权承包给私营商人，这样不仅避免了官营的低效，还通过私营企业的竞争，有效地激活了市场；在对外贸易领域，管仲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同时，齐国凭借强大的制造业对大量的商品出口免税，鼓励齐国产品出口至其他国家，并利用诸侯会盟，统一关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此外，齐国为发展商贸，大力发展服务业，建立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使齐国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这些开创性的政策和举措，无不体现了齐商文化开放、变通、务实、创新的特点。(www.daowen.com)

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国语·齐语》载：“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可见，此时的齐国农、工、商并举，商品经济十分发达。

齐商文化的开放，不仅体现在与列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还体现在海外交往的发展。据说，战国时期，齐地商民和移民自发开辟而成了一条通往海外的贸易之路，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它比西汉时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早了至少五百多年，但与陆上丝绸之路不同的是，它并非官方出使外国进行外事交往，而是由民众自发形成，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分散性的特点。齐国的纺织业一向发达，到战国时期，纺织技术更加精进，产品质量显著提高，花色更加丰富、美观。在朝鲜和日本等地的考古中，就发现了那一时期齐国的纺织品。汉代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提到齐国“齐东陼巨海……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也证实了齐国与海外联系较为密切。这些资料皆体现出了齐商文化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