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变革转型的过渡时期。从西周中后期开始，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管子·海王》说，齐国“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由此可见，铁器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除了铁器，人们还开始使用牛耕。《国语·晋语》记载：“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意思是说，原来用于宗庙祭祀作为牺牲的牛，已经用于田间的耕作上了。由此足证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作为一种先进技术得到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使个体小农业生产具备了可能性，大量奴隶逃亡经营私田，井田制逐渐瓦解，这必然导致原本的工商业制度，也就是“工商食官”制度被破坏。官商渐衰的同时，自由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自由商人大量涌现。许多原来从事其他工作的不同身份的人，都加入私商的行列之中。一些原来为官府和贵族服务的官商制度下的手工业劳动者，摆脱了“工商食官”的束缚，成为独立商人；一些曾经的官营商业中的官员，也独立做起了私商的生意；一些失去土地的农业人口，转向了手工业和商业领域；此外还有一些士人、没落的贵族、原本出身低贱的大商等多种身份的人，纷纷成了私商。私商的兴起成了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同时，列国统治者为了强国的需要，在各国推进支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如《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创霸业时，采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文公时实行“通商惠工”的政策等。列国之中出台工商业政策最为全面、效果也最为显著的，当数齐国。齐桓公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为相，以“通商”为国策。《国语·齐语》言：“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这使得“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史记·货殖列传》称赞说：管仲这样做，使“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实现了九会诸侯而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诸侯国。这一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诸侯国林立，群雄割据，使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这些依然不能阻止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使物资得以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转，商品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商业的第一次飞跃。

春秋时期的齐国，凭借桑麻和鱼盐的优势，形成了规模化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商品经济较为繁荣。《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鲁千亩桑麻。”说明当时丝麻类纺织品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名冠天下。《管子·轻重甲》记载：“齐有渠展之盐。”这证明了齐国的盐业资源十分丰富。商品经济的进步，扩大了市场容量，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春秋时期出现了许多城市，据《春秋》记载就有五十多处。当时著名的城市有东周的洛邑（今洛阳）、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晋国的曲沃（今山西侯马）、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等，临淄位居其一。临淄城的规模十分可观，据考古发现，故城总面积达到十五平方公里，大小城相连。

春秋后期，齐商之中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商人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后，急流勇退，在齐地营商，由于经营得力，累计巨额财富。此外，春秋时期，齐国出现了金属铸币，即齐国的姜齐刀币。地方货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齐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www.daowen.com)

春秋时期，齐国的商业发展集中在大城市，一方面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因而有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加大了对商人的搜刮和盘剥，商人承受的赋税很重。同时，此时齐国的农村地区还较为落后，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城市与农村之间较为疏离，导致商品交易只在城市内部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