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比较明显，制造业对外转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比如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建厂。我们必须认识到，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经济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的重要依托。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既关系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更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年来各国重新反思以往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回归成为全球性新趋势。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发展若干年后，“蓦然回首”，发现制造业还是非常重要，当初奥巴马政府就提出了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更是采取减税、推特喊话、征收关税等手段，不遗余力地促进全球制造业回流美国。德国工业4.0战略已经实施了有5年时间。人均GDP高达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尚且如此，而中国人均GDP才刚过8500美元（2016年），再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的现实，更需要我们牢牢抓住制造业不放松，破除“霍夫曼比率”的迷信（相关内容见第三章）。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严肃看待和认真解决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的“脱实向虚”问题，避免经济“未富先空”。

第一，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跟上颠覆性技术变革前沿。引导和规范虚拟经济适度发展，不提倡大家都去搞房地产、做金融。抓住产能过剩、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过快、创新动力不足、产业模仿化现象严重等关键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企业降本增效，加强对技术创新保护。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在信息共享、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支持，提升投资吸引力。进行结构性减税，降低流转税比例，切实减轻企业税负。针对近年来实体经济中许多企业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参与资本市场“赚快钱”的投机行为，要加强对其投资信息的披露和违规行为的查处。引导未来制造业颠覆性变革趋势的科技正在迅猛发展，并很快将在制造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需要跟上这个趋势和潮流，实现技术创新方面的“弯道超车”。这些技术包括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3D打印机、新型材料技术和计算生物技术等。

第二，建立虚拟经济运行监控体系，防止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重视全覆盖金融监管，可考虑成立国务院层面的宏观审慎金融稳定委员会，强化“一行三会”的协同监管，减少套利空间。加紧建立覆盖所有金融机构和交易行为的综合统计监测体系，加强对资金“脱实向虚”规模、路径和运行机制的监测，重点跟踪跨产业、跨行业的金融资本流动，准确把握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路径。控制好流动性总闸门，货币政策要保持总体稳定，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继续加大差别化金融调控力度，更多通过调节政策参数和工具引导好金融资源的流向。(www.daowen.com)

第三，引导好金融创新发展，促进其服务于实体经济。对金融创新业务“疏堵并举”。对于符合实体经济需求但风险较大的创新业务，可以试点成熟后推广；对于风险可控但与实体经济需求不明显的，加强政策引导；对于两项原则皆不符的，坚决禁止。适当约束同业业务的虚拟性扩张，设立指导性的同业存款备付率指标，降低同业业务的“乘数效应”。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重新梳理风险资产权重体系，避免银行通过不同风险权重的资产业务进行监管套利。

第四，将房地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重点监测指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2007年起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美国次贷危机均表明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裂对经济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和市场泡沫的滋生不仅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增长形成巨大的威胁，而且加剧了居民财产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和币值稳定的目标，还应当密切关注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把防控资产泡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银监会等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及时采取措施，运用利率手段、窗口指导、不动产信用规模控制、因城制宜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及相关监管工具，防止商业银行降低不动产信贷审核标准，避免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过度流入房地产市场，将房地产贷款增速、房地产贷款与全部贷款的比例控制在合理水平，加强对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以抑制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