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宏观调控效果不甚理想，要么是因为政策叠加过度，要么是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结果是加大了经济波动或者调控效果被抵消，这与中国宏观调控部门“九龙治水”情况严重有关，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不够。未来，要建立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避免出现政策“叠加过度”或“相互抵消”现象，尤其在新常态下更是如此。因为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经济稍有波动，本来问题不大，但各部门都要履行职责、贯彻上级指示，要么集体“踩油门”，要么集体“踩刹车”，最终导致政策“超调”和人为的经济“过热”或“过冷”。与发达国家调控部门较少、目标相对单一比，中国的调控部门众多、目标多元；与经济小国的体量小、“船小好调头”相比，中国经济体量大、各地区各部门发展不平衡、情况千差万别。在新常态下，要做宏观调控、发挥政策合力、提高调控效率，就要进一步加大发改、财税、货币、土地、商务、环保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把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过去若干年，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紧盯两大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通货膨胀，这两者的组合基本上决定了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以及政策搭配（具体见第二章）。这在制造业加快发展、农村作为就业“蓄水池”作用发挥得比较好的时期，是行得通的，问题不是很大。如果经济下行、失业增加，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就会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等经济形势好转时再回到城市打工赚钱。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制造业比重持续降低，房地产、建筑、物流和金融等行业吸纳的新增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这些行业尤其是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波动性、联动性很大，一旦经济形势不好，整个行业就会出现问题，从而对就业带来严重冲击。从劳动力市场看，劳动力供给弹性变得越来越小。现在的农民工群体变得越来越“老”，新生代农民工变得越来越“市民化”。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身份是农村户口，法律上还属于农民，但其收入、就业、消费、心理和生活习俗等越来越城市化，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很小，不愿意干也不会干，未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突出。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会出现拉美、印度等地区的“贫民窟”，将对居民收入、社区安全、贫富差距等带来负面影响。“就业是民生之本”。在新常态下，建议政府把就业而非经济增长确定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这需要把握四点：第一，把就业确定为首要目标，并非不要经济增长。其实增加就业本身就包含着经济增长，但反过来，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增加就业。第二，把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该确定一个调控目标区间，而不是某一个值。确定一个调控目标区间，既能保证就业不会出现大问题，又不会使宏观调控政策因就业小的变化而频繁调整，有助于提高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三，把就业确定为首要目标，也不能为了解决一小部分人的就业而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即要坚持卡尔多改进原则^[2]。比如，在“去产能”中，为淘汰落后产能需要关闭某个重污染企业时，不能为了解决几百十个人的就业，而牺牲当地甚至周边地区千万人的健康。第四，把就业确定为首要目标，需要财政政策担纲。过去多年，积极财政政策重在扩大支出，上大项目拉动了GDP增长，但并没有解决多少就业。鉴于就业目标的重要性和财政政策的比较优势，今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论是增支还是减税，都应以解决多少就业为评判依据。中国已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企业的创业创新资金应主要通过市场解决，由市场来分散投资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克服不确定性问题，财政政策则要更加注重税收减免，解决确定性问题。(www.daowen.com)

财政、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开展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更是提高政策效率的客观需要。连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通道是国债、外汇储备、财政投融资体系和政府存款。国债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操作意义在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能反映利率的长期变化，同时国债作为零风险金融资产，可以作为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财政盈余看起来是财政问题，但放在哪里确与货币政策息息相关。如果放在中央银行，就相当于收紧流动性，放在商业银行，就相当于投放流动性。因此，财政“花钱”时应该事先告知货币当局，避免重复投放流动性；而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时，也应充分考虑财政盈余的影响，与财政当局定期沟通。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流动性密切相关，流动性状况又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如果市场流动性充裕，发行政府债（包括国债、地方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等）就相对容易、成本较低，债务负担也较轻。由于中国特殊国情，财政投融资体系影响的投融资规模阶段，并配以长期国债的运用创造了巨大的派生货币。

健全宏观调控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一是建立国家中长期预算与中长期发展规划之间的协调机制，使国家中长期规划建立在有效的预算支持之上。二是强化宏观调控主体职责分工，建立中央全面主导、地方配合执行的双层次调控主体模式。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市场法律法规，明确长期战略及短期调控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确定调节参数变化率等途径，实行对宏观调控的全面主导，允许地方政府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保护和发挥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三是加强宏观经济分析预测和对策研究，提高宏观决策科学性和预见性。对经济运行进行持续、严密的跟踪监测与评估，在早期预警上下大气力。四是加强对宏观调控主要政策工具实施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的研究，为宏观调控操作力度的正确把握提供科学的依据。五是探索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评价体系。建立独立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评价机制，开展跨部门的政策评价跟踪课题研究，开展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宏观经济研究机构与独立的政策评价机构的对话机制，建立调控部门、独立评价机构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