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的经济大国，中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据此很多人判断中国时代已经过去了（保罗·克鲁格曼，2011；劳伦斯·萨默斯，2014），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减速，即使掉到3%也没关系（国内某些经济学家）。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属于社会范畴，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其影响甚大，不同的制度、政策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纵观历史、横看全球，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表明，无论对经济大国还是经济小国，经济持续增长均至关重要^[1]。

在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和难以把握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宏观调控既要保持灵活性、应对各种挑战，更要保持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把发展经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把自己事情办好。在新形势下，未来一段时间，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少可从两方面入手延缓潜在增长率过快下行。一方面，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稳定潜在增长率，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以新供给满足新需求；另一方面，挖掘消费、投资和出口方面的发展空间，从需求侧为实际增长率向潜在增长率移动、为新供给创造条件。

在劳动力方面，一是继续推进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从控制人口增长的低生育率向保持人口均衡增长的合理生育率转变，通过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适度提高生育率和出生率。待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开人口政策。二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和积极的就业政策降低周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促进城乡居民就业；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为应对未来劳动力供应的放缓，可以考虑提高退休年龄，提高高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三是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加大公共教育支出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在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同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培养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适应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的需要，改革教育体制，从批量化生产向个性化教育转变，培养大量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中国人才“走出去”的同时，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国际高端人才“引进来”的力度。

在资本形成方面，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方面，继续缩减需核准的投资项目的范围并下放核准权限，减少替代市场对产能进行的直接干预；“有为”方面，着重于建立公平、合理的投资制度环境，加强信息的搜集与发布，完善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使资源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有效配置。(www.daowen.com)

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利用竞争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行政许可、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方面，为非公经济提供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此外，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加大研究和试验税收抵免的力度；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同时健全创新的制度环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搭建科技创新信息平台，为创新转化为产业活动创造条件，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机制的融合发展。

为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应在消费和投资之间找到平衡点。从中短期看，经济增长仍要以投资为主；从中长期看，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鼓励和促进消费是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为保证潜在生产力的释放，未来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促进消费的平稳增长。收入是消费增长的基础，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特别要持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加强社保体系的建设，增强人们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促进当期消费的增加。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支持消费结构升级。着力提升产品质量，推动国内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标准或出口标准接轨。同时，还要提倡理性消费、低碳消费和文明消费，消除炫耀性消费、铺张浪费和破坏性消费，要把消费作为提升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