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特朗普究竟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货币主义者，在他的政策主张中，同时包含上述经济思想，这与他善变和立场不坚定的性格相符。综合来说，其政策主张偏保守，核心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是重商主义在新时代下的一种变形。

第一，主张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结束以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罗斯福新政”的背景下，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认为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的心理下，有效需求通常都是不足的，所以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措施来扩大有效需求，这种干预被称为“需求管理”。凯恩斯特别强调运用财政政策，特别是赤字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

这与特朗普主张的增加政府财政预算，通过减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来刺激经济的思想一脉相承。当前，美国潜在经济增速放缓，尽管国内长期处于低利率水平，但政府和私人投资意愿非常低，国内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特朗普认为美国人因交通拥挤浪费了太多时间，而且联邦政府把大量金钱用于对外战争，却不改善国内交通系统，是不合理的行为。他在竞选中承诺要花上万亿美元来重建道路、机场、桥梁、排水系统和电网，并且主张基础设施应主要采用美国本土制造的商品。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基础设施质量方面，美国位居全球第19位，排在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曼之后。

美国基础设施多建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艾森豪威尔任职总统，签署联邦资助公路法案，以连接城乡地区、刺激经济增长，其后30年，政府对公路建设和维护的支出被视为一项重要投资，投资额占GDP比重曾达到1.2%，但后来该数值持续下降，2015年仅为0.53%。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额大、期限长、回报率低、风险高，私人投资参与热情较低，因此必须依靠政府投资。特朗普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基建投资可有效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而且改善的基础设施水平也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改善物流，降低运输成本。

此外，特朗普认为富人是投资的主体，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累进税率会扭曲激励，降低生产积极性，因此应该对企业降税。他倡导改革美国的全民医改法案，认为该政策推高政府的医疗支出成本，废除该政策有利于降低政府支出。另外，特朗普还主张在外交和军事上战略收缩以缩减开支。不过，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短期内财政赤字仍将持续。可见，特朗普并不过分追求财政收支平衡，而是通过有选择的增减开支，以实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第二，认为低利率环境对刺激经济增长无效，反映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理论和货币中性理论。流动性陷阱是指当利率水平低到一定程度时，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新古典学派的货币中性理论也认为货币供给增长只会导致物价水平同比例增长，对于实际产出水平没有多大影响，因此，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美国当前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流动性陷阱情况。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行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也一度降到历史低点。但从效果看，美国经济复苏明显低于预期，特征表现为“慢而长”，潜在经济增速从之前的3%降至2%左右，超宽松货币周期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中的私人杠杆率出现抬头迹象。美国私有部门在2012年基本完成去杠杆及资产负债表修复之后，即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再杠杆化过程。非金融类公司从2011年领先再杠杆化，到2015年债务量从6万多亿美元回升到8万亿美元，净债务占EBITDA比重也从1.1回升到近1.5；家庭从2012年开始加杠杆，到2015年债务量从13万多亿美元回升到14万亿美元以上。

政府和央行创造了低利率和充裕流动性环境，但由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结果出现了以下不和谐情景：企业现金与资产比值从危机前7.5%上升到10.5%左右，达历史高位；同时债务也迅速回升，企业在2012—2015年债券发行量比危机前增加了一倍并达历史高点，但这些资金很大部分用于回购股权、增发红利和并购，固定投资未回升反而下降，固定资产平均更新周期从二十世纪90年代的19年上升到21.7年，许多产业部门的投资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投资增长滞后又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甚至负增长；同时单位劳动成本升幅却领先劳动生产率，并影响到利润增长，这又导致杠杆率被动回升。(www.daowen.com)

基于以上几方面考虑，特朗普认为低利率政策会扰乱市场定价机制，影响社会资源分配，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对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实际产出增长不利。特朗普认为，在衰退发生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具有推高股市、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作用，但长期过度使用则适得其反，难以解决结构性停滞问题，使高风险资产膨胀，影响企业增加投资意愿，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增长。此外，美联储为了实施QE提前对银行超额准备金付息，使银行资产大量投向准备金，结果银行杠杆率下降并未相应伴随信贷增长，反而加剧了银行惜贷。因此，需要改变低利率环境。

第三，激进反全球化主张，反映了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产生于16世纪中叶，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该理论认为一国积累的财富越多，国家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实行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其本质与贸易保护主义并无二致，均指在对外贸易中通过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份额，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出现这两种思想的根源是认为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

从历史上看，经济低迷时期往往也是逆全球化情绪高涨的时期。过去一百年中，发生了两次典型的逆全球化过程。第一次发生在1914—1960年代。1914年一战的爆发导致贸易和资本流动中断。从1914年到1929年，国际贸易的平均水平从占全球GDP的22%下降到16%，资本流动规模从占全球GDP的20%下降到8%。更严重的是，1929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并很快蔓延到全球其他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各国争相采取报复性措施，全球化进程遭遇大逆转。二战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恶化，使得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全球化进程才重回正常轨道。

2008年以来第二次逆全球化浪潮发生。二战结束后，国际贸易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繁荣，但由于受雷曼破产的冲击，全球需求和贸易融资大幅下滑，2008年全球贸易额仅增长4%。2009年全球贸易增速出现25年来的首次下滑，下降程度高达12%，创1945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全球贸易额下降了23%，退回到2006年水平。这次危机对全球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了大萧条时期。在此压力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纷纷推出措施以维持本国就业和生产。例如，奥巴马上任后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一度包含“购买美国货”条款，明确规定基础设施项目只可采用美国生产的钢材及其他产品。英国政府也曾收紧移民政策，为非欧盟国家移民进入英国设置年度配额。根据WTO发布的报告，2008年以来G20国家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1671项，其中1263项（76%）仍在实施。

可以预见，在此背景下上台的特朗普，将更加坚决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本国贸易逆差。大选期间，其就贸易政策发表了诸多不利言论，比如反对区域自由贸易协议、主张对贸易顺差国征收一致性关税。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逆差严重损害美国经济利益，损害工人就业机会，主张对中国实施更加激进的贸易制裁措施，包括征收45%的贸易关税，提高出口标准和非贸易关税壁垒等。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征收高关税的主要原因，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约占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半，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失衡。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关税平均税率大约3%，如果美国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可能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降，中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性措施，对全球贸易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支持国内“再工业化”，反映了产业发展理论、经济再平衡和产品生命周期经济理论。产业发展理论主要研究一国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周期、影响因素、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等问题。对于美国来说，许多基础设施都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年久失修，隐患重重。由于缺乏资金、疏于管理等原因，美国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步伐缓慢。美国基础建设恶化，危及运输及交通业，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下降。根据产业发展理论的内容，一国应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引导企业根据这些产业政策采取相应的发展战略，实现产品优化升级，提升企业竞争力。当前，基础设施已逐渐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特朗普上台后通过增加基建投资规模，可有效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现状，为实现产业动态平衡发展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