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美、日、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相异，但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经济目标都是适度增长、物价平稳、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而且同样面临着市场失灵现象与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因此这些发达的经济大国的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处于开放转型条件下的经济大国中国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任何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都代替不了恰当的战略和市场化机制的作用。日本的发展，恰好是赢在细节，输在战略上。因此，一国的长远发展，首先应该是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为导向；其次要扎实推进市场化机制的建设与维护；最后宏观调控不能替代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越迟，宏观调控的效果越弱。

第二，健全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在美国宏观调控的历程中，完备的法律体系曾经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人治”特色比较明显，调控缺位和政府失灵现象时有发生，为提高宏观调控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中国应制定以程序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以严格界定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并使其决策程序有法可依，使法律手段将逐步退变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制度基础，从而推进中国社会向“法治”转变。

第三，审时度势，灵活选择目标和手段。宏观调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经济学范畴，不仅其目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势而发生变动，而且与之相对应的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也将发生变化。将宏观调控的目标及手段的选择程式化、机械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除传统的四大宏观调控目标外，经济结构、改善民生、环境污染、资产价格、粮食安全等诸多问题都应列入调控目标之中。由于目标的多元化，手段的运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总量政策，还应灵活运用有助实现宏观目标的微观手段和结构性政策。

第四，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美国的宏观调控以间接调控为主，很少使用行政手段。通过财政货币等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及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调整其投资与消费活动，属于自下而上地起效。中国虽然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也在逐步由直接向间接方式转变，但是行政手段作用仍然突出，导致调控自上而下地起效。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经济关系的复杂化，行政手段的强势干预可能扭曲市场关系，抑制经济活力，损害经济效率。为完善市场经济和增强经济活力，中国宏观调控应尽量避免政府越位和干预过度，更多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间接地调控经济。

第五，充分发挥税收功能，调整支出结构。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主要通过发行国债加政府投资实现，税收功能体现得不明显。而在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的首选财政政策工具就是减税，政府投资则使用得较少。应更多发挥税收工具的调节作用，这样既可减少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又可降低发行国债累积的风险，更可提高微观主体的自我修复与主动调整能力。

第六，加强金融工具创新，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问题要持正确的态度。一方面，不能“因噎废食”，对改革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过于抵制，以致排斥在改革和发展中的任何风险。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并不应使我们在金融创新或体制创新上畏缩不前，相反，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完善相关的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联度不断增强，国际经济往来中既交换着利益，也传导着风险。应当综合提高金融监管水平，避免监管缺位或监管重叠现象。

第七，调控有度，进退有时。宏观调控不同于政府常规性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而是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过冷或过热等异动现象时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短期的、非常规的国民经济管理行为。随着国民经济运行由于宏观调控而恢复正常，临时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也就会被逐步取消、退出，仅剩下基础性的常规宏观经济管理在发挥作用。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中也须注意调控有度，这里既包括调控政策的力度问题，也涉及调控政策的进退问题。应当保持调控政策的弹性，保证力度适当，以给市场及微观主体留有缓冲适应的空间。

第八，在国际协调中体现本国利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基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我们虽然不会效仿美国的霸权主义，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要学会据理力争，维护本国的合理利益。这里面既需要原则和立场，更需要策略和技巧。应该在尊重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尽量通过协商对话，避免对抗和两败俱伤，促进实现互利共赢。在国际经济政策的互动与博弈中，与国内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提高中国宏观调控的绩效，实现本国利益。

第九，从欧元区和欧盟的经验可知，区域货币一体化未必会增加该区域经济的稳定性，也未必会提高区域共同抵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能力。针对有人提出的东盟10+3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尤其是以区域一体化来防范经济金融危机的想法，必须要考虑到区域一体化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漏洞！如果区域一体化，包括区域货币一体化，区域内资源的一体化，以及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的确会提高正常运行下区域经济的效率，节省交易成本。但是，由于区域内经济体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影响，可能使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适应差异较大的各经济体的发展。而且，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各国政府、居民财富和社会福利的相对分散与较大差异，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都可能使区域的一体化有一个极限值，达到这个极限值后就难以再提高一体化程度了。而这个极限值，至少对于目前的欧元区和欧盟而言，似乎还远不能达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而且，当政府的债务信用因缺少货币政策的支撑，加上国内资本过度外流，在高通胀、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高经常账户赤字和低增长甚至衰退以及外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现金融危机是非常正常的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区域一体化增加了区域经济和金融的同质性。欧元区内部金融机构跨国持有债权非常普遍，规模也非常大，危机的传染性也就非常大。当遭受较强的外部冲击时，在统一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可能会限制政府以有效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能力。(www.daowen.com)

第十，任何一个后发展国家或科技重大变革的时代，必须要有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内涵差异就大了，如果只有行政命令，会有局部效果，很难有整体效果；如果产业政策没有市场自主研发的配合，那就成了计划经济，最终如日本一样，在计算机和互联网领域远远落在后面了；同时，产业政策还需要市场经济的配合，才能够迅速形成产业链条，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产业政策从科研经费的分配到相关领域的投向，还需要更均衡，并不断地推动市场化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配置。

[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罗斯福“新政”：评价及启示》。

[2]具体论述参见第一章内容。

[3]坐盘交易是指银行利用自身的资金，而非用客户的资金进行投资，为银行赚取投资收益，相当于银行内部的对冲基金，而该项投资亦为各大行带来极其丰厚的收益。

[4]方明等著，《安倍政治经济学：一道世界主义的鸿沟》，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11月。

[5]“新宫泽构想”是指1998年10月由时任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的，旨在为遭受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提供基金援助的提议。

[6]作者从日本财务省网站没有查到从2011年延续到2015年的数据表，甚至1965—2010年的数据表也已被略去。说日本财政问题具有庞氏骗局的特点，也是根据1965—2010年的数字推导出来的。这个特点在2010年后应该不会改变。为保证数据的严肃性，这里没有推导2010年以后的相关数据。下同。

[7]为了促进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制定了包括利息折扣、进出口银行专向融资造船业等的出口优惠措施，而对化纤、石化、电子、机械等产业的进口采取了关税保护等贸易保护政策，顺利完成了重化工业化战略。

[8]1994年6月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综合部会基本问题小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具体指明了12个新的增长领域，1995年10月，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提出《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思路》的报告，1997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确定了《改革和创造经济结构的行动计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