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业国际化的成功，与日本的产业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一段时间内，日本独特的财团模式和政府产业政策模式的综合作用，使其产业发展打败了美国制造业，甚至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产业问题历来就不仅仅是静态的产业的问题，还是一个动态的问题。产业问题也是一个金融问题，也是一个经济模式的问题。当日本制造业横扫天下时，依赖了其独特的金融体制和市场经济模式，但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失败，日本产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整个产业发展体系的弊端也就日益显露出来。同时，仅就产业自身而言，日本仍然缺乏原创能力。当日本失去了互联网领域的创新机会后，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内部的低效和企业的发展困境。

（一）二战后幼稚工业理论与发展重化工业化政策

日本从二战后经济复苏开始，通过制定“倾斜生产方式”“重点生产方式”以及“产业合理化”措施，推行了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煤炭、钢铁、电力等幼稚产业的政策，帮助这些产业更新改造技术、提高效率。为此政府提供了免除设备进口关税、开发银行优惠融资以及特别折旧、利息补助等财政、金融、贸易优惠政策。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全盛期，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从复兴和经济自立转向强化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具体来看，日本并非遵循着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而是全面采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于1963年首次拟定“产业结构长期展望”，致力于“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决定将目前虽然尚无发展基础，但将来具有广泛发展前景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作为扶持的重点，并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入60年代后随着产业合理化政策向产业结构政策的转变以及贸易、资本自由化的推进，此时的产业政策更多地集中在投资调整及生产调整上，重点在于提高集中度、扩大企业规模、确立专业化生产体制、建立新的产业秩序，为此通产省采取了种种手段扶植和保护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主导产业、战略产业，并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7]。显然，幼稚工业论是日本成功地实现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基础，而通过产业政策推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乃是该理论最成功的实践。

（二）后发优势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始的“贸易立国”战略

为了克服资金短缺、资源缺乏的难题，日本以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探索出本国的动态比较优势，提出了自己的“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后起国家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便宜的优势，只要在国家的保护与扶持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就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与先进国家在其传统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分工领域一争高低。根据后发优势理论，日本没有选择比较优势产业，而是选择了潜在优势产业，大力发展了后发优势产业。具体来看，日本一方面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廉价的石油、矿产品等天赐良机，以最低的成本进口了重化工业所需的能源和资源；另一方面吸收、消化和改良西方先进的技术，生产和出口具有高附加价值的重化工业产品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不仅成功实施了“贸易立国”战略，而且在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可以说，“后发优势”下的产业政策是实现“贸易立国”战略的重要手段。

（三）“雁行”理论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的“赶超型”战略

日本根据克拉克、霍夫曼、库茨涅兹等人对产业结构的研究成果，提出了适合本国产业发展模式的新理论，即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根据该理论，日本可以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进而其产业结构也由单一化、低级化，向多样化、高级化转移，而日本在“雁行”模式中的地位也由雁尾逐步移动到雁头，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二战后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日本沿着“雁行”模式，通过大量地引进和模仿先进国家的成熟的工业技术，并不断地消化、改良和创新，最终变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技术和产品，从而使日本的重化工业、汽车、半导体、集成电路等产业成长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也带领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而到80年代中期成功地完成了“赶超型”战略。可以说，“赶超型战略”的实施和完成是“雁行”理论的最终结果和实践，而“雁行”模式体现了日本产业结构优化的轨迹。

（四）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与产业政策的衰败(www.daowen.com)

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经济和贸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相对低速、稳定的阶段，日本经济发展战略也由“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而传统的产业政策目标和手段已经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障碍，产业政策作用也大大削弱。日本的产业界，除部分长期萧条的产业以外，并不希望实施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而是强烈要求政府就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及尖端技术开发的动向提供信息。尤其是随着日美经济贸易摩擦日益激烈，日本的产业政策也遭到了美国等国家的强烈指责，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旨在振兴特定的产业，是不正当地提高竞争力的政策。因此，伴随着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慎重。

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屡遭失败，迫使政府推行“放宽规制”的经济结构改革措施，推进重视市场功能和民间主导政策，并试图通过减少干预、促进竞争，使各经济主体自我负责，最终把整个经济运营机制从“官主导”变为“民自律”，政府与产业界的关系也从“官民协调”变为“官民分担”，由此产业政策的作用极大削弱，产业政策的内容也由直接介入的政策弱化为间接、诱导型的政策，产业政策手段也由运用补助金、低利贷款、优惠税收等直接手段转变为除了调整衰退产业和贸易摩擦，援助一部分产业开展研发活动外，更多的是发布远景，提供信息等。

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成了产业政策衰败的转折点，产业政策被认为日本政府主导型模式失败的典型，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虽然，之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几次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调整规划^[8]，但在改革与增长的矛盾中均龙头蛇尾，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在不断动荡的政局下，日本政府也没有探寻出新的、具有前瞻性的、能带动日本经济走向新的增长道路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且陷入了长达20年的萧条。

（五）后危机时代“新增长战略”下的新产业政策

以金融危机为契机，政府的作用得到了重新认识，原本已经衰败的产业政策及措施在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复兴起来。尤其是后危机时代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权，为了解决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的难题，于2009年12月推出了“新增长战略”，提出要实施扶持环保、健康、旅游等相关的产业政策，并于2010年6月明确提出了重振日本经济和国内产业的“产业结构远景”，确定了具有前瞻性的未来增长产业扶持计划。其目的在于重振日本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走向具有“强经济”、“强财政”、“强社会保障”为一体的、充满活力的新的增长之路。民主党提出的“新增长战略”下的长期的产业政策，作为未来增长产业的前瞻性扶持政策，与以往的产业政策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从创造“供给”为主转向创造“需求”为主的政策。其次，从扶持“硬产业”到扶持“软产业”出口政策的转变。最后，从直接扶持产业到培养产业活力政策的转变。

“新增长战略”下日本的产业政策，与“安倍经济学”下的经济成长之箭，有一些融合部分，但如何在巨大财政压力下投入见效较慢的行业，进而实现增加税收收入、恢复财政平衡的目的，以及促进经济恢复增长的问题，目前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事实上，“安倍经济学”中比较弱、难落地的也是产业政策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