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二战前，还是二战后，日本都具有举债对外侵略、发展经济和渡过危机的举措，二战后更是如此，其金融体系也常常是在这个框架下为日本经济发展服务。长期下来，日本政府养成了包办推动经济的习惯，而在遭遇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除了天文数字般的上升的债务外，其将发行国债作为收入来源之一时，其无疑就是庞氏骗局。日本巨额债务给日本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压力，而更长期的压力则来自政府干预经济长期养成的举债支持经济和干预经济的习惯（我们称之为“凯恩斯冲动”），以及福利社会建设。

（一）日本政府财政收入带有欺骗性

1990年以来，日本政府债务余额持续大幅上升，占GDP的比重也同步大幅飙升。2012年，其政府债务规模已达1132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达238%（图5-11）。据日本财务省数据，截至2014年底，国债等日本政府债务规模达到1213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负债954万日元，占GDP规模已达249%。根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数据预计，日本政府债务规模仍会持续上升，在2021年将达1367万亿日元，其余额占GDP的比重将在2018年达255%，然后极其缓慢地下降，2021年达254%左右（图5-12）。

图5-11 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及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IMF。

日本的财政收入比较奇怪，把国债发行额当作财政收入来计。美国的财政收入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和其他收入（包括消费税、美联储交纳的收入、关税、房地产和遗产税、其他杂费与罚金）。日本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含个人所得税、公司税、遗产税、商品税、消费税、酒税、烟税、汽油税、关税和其他税收）、印花税、其他收入和国债发行额。而且，在日本的财政收入中，当年发行国债占比较高，政府支出中还本付息压力也比较大。根据日本财务省网站上发布的从1965年到2010年数据，^[6]日本当年发行国债占其财政收入的比重从5%上升至48%（2009年达52%），日本当年发行国债占不含国债的财政收入比重从6%上升至92%（2009年达109%）（图5-12）。

图5-12 日本财政收入中每财年国债的占比

资料来源：日本财政省和作者计算。

通过我们的核算，目前IMF和日本政府所计的日本财政赤字率，就是把包含日本国债的收入减去支出除以GDP所得。我们以财年的财政赤字数据除以当年日历年的GDP数据，从1966年到2010年，日本赤字率从0.92%上升至10.92%（2009年达13.64%），按IMF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0年，从4.8%上升至9.9%（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为10.4%和9.3%），这与我们的计算差不太远。如果不将发行国债作为财政收入来计量财政赤字，则从1966年到2010年，日本财政赤字比率从1.45%上升至19.56%（2009年达24.56%）（图5-13）。按照欧盟3%的标准来看，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可见，日本财政赤字比我们表面看到的要严重得多。而将发行的国债计入财政收入，好像并不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而是日本政府刻意为之。

图5-13 1966～2010年财年日本财政赤字的不同计量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和作者计算。

（二）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处于高风险区域

在日本政府债务中，国债占比较高，并日益演变成为全靠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截至2013年12月底，日本政府国债余额为849.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占比达83.4%；金融借款为55.2万亿日元，占比11.2%；政府短期证券为113.6万亿日元，占比5.4%。到2010年底，日本国债支付的利息已达9.8万亿日元，占总收入的比重已达26.8%。1999年时，国债支付的利息占不计国债收入的总收入的比重更高达128.6%，2008年回落至75.6%。随着国债发行额超过非国债收入，国债支付的利息已成为日本财政沉重的负担，相当于借新债以偿还利息或偿本付息，这已是典型的庞氏骗局。2009年和2010年，日本国债利息占不计国债收入的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7.7%和123%，已是典型的入不敷出。

（三）后发展国家的赶超财政政策和危机财政政策

战前日本的军事财政传统，本质上是后发展国家的赶超发展的财政，属于赶超财政的大类别。它对于战后和灾后重建，有时是必须的；它对于培育市场经济的主体和环境的国家而言，有时是必须的；它对于培育优势产业，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而言，有时是必须的；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对于增加社会投资和提升国民福利水平，有时是必须的；它对于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应对经济下滑，有时是必须的。因此，我们所通称的凯恩斯主义，并以此来定位日本战前的发展和美国新经济政策，有时可能是本末倒置。即是说，是日本和美国的实践，推动了凯恩斯主义学说的发展，或者说将经济干预政策进一步推广应用，从而使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过渡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尽管如此，由于大家对凯恩斯主义标签的熟悉程度，我们也可以“凯恩斯冲动”来为日本政府赶超性的扩张性财政命名。当然，自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赶超型财政有危机型财政的特点。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日本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紧密正相关，自1981年至2013年，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4，说明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经济增长，如果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入就表现好。而且，尽管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但财政收支余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较为显著。1980年至2013年两者的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9。说明经济持续增长的年份，财政收支多出现盈余或者赤字规模较小。

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从此步入长期萧条。1990年在日美结构协商中应美国的要求，日本制定了大规模、超长期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承诺在未来10年（1991～2000年）进行总额达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1994年又将计划投资总规模进一步增加到630万亿日元，比1981～1990年公共投资提高134%，主要投向社会性基础设施（如生活基础设施）等。1995年日元大幅升值，美国经济减速，导致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日本出口压力骤升，股市动荡、股价进一步下跌，日本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名义GDP增长率为1.7%。在此背景下，日美两国经过多次协商，终于达成了1美元兑换110日元汇率目标的协议。但是，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必须接受美国所谓“三剂特效药”的政策建议，其中一剂“特效药”即为日本必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1995年2月日本政府修订了预算，4月出台了应对日元升值的紧急经济对策，为此日本投入了4.6万亿日元的资金，9月又出台了包括大规模公共投资在内的经济对策，投入资金达14.2万亿日元。如此大幅度持续实施财政政策使得日本财政开始急剧恶化，加之当年还出台了永久减税3.5万亿日元和每年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政策，由此财政赤字问题开始引起关注。与此同时，这期间日本各届政府为了摆脱萧条，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其推行的财政刺激政策规模总和达129万亿日元，占GDP比重共达24.3%。

从1997年度开始，日本通过取消特别减税、增加医疗个人负担部分以及增加消费税率等手段，使日本政府增加了9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日本财政出现了好转的端倪。但是，桥本内阁实施的紧缩财政政策也导致消费者恶化了未来消费预期，加之1997年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亚洲出现金融危机，国内和国际不利形势的叠加，结果日本经济在1997年再度急剧恶化，并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通货紧缩。1998年4月，日本政府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的16万亿日元的财政“综合经济政策”，这标志着日本开始由紧缩性财政政策向扩张性财政政策转换。尽管如此，日本经济仍然继续恶化，在“日本最佳对策就是桥本下台”的民众呼声中，桥本内阁退出了历史舞台。1998年7月小渊政权诞生。面对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失业率和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增多等严重问题，小渊内阁继续启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于1998年11月，通过了有史以来更大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财政投入金额达24万亿日元，实行了永久性的减税政策，将最高税率由65%降低到50%，法人税（公司税）的税率由46%降低到了40%，1999年再度实施18万亿日元的经济新生对策。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民信心，促进了公共投资增长，刺激了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表现为当年名义GDP增长率由1998年的-2%回升至1999年的-0.8%。尽管小渊内阁财政规模空前巨大，财政政策由立法到实施极为迅速，但是日本经济仍然面临着国内外需求不足与金融机构背负巨额不良资产的困境。(www.daowen.com)

（四）新经济增长战略引导下的财税改革和财政重建

2000年以后，日本政府迫于债务压力和财政危机感逐渐返回到财政重建和改革上来。2001～2005年的日本经济景气动向从短期恢复再度陷入景气衰退。2001年经济处于平稳的通货紧缩状态，景气恢复乏力：消费持续低迷，不良债券仍是一个问题，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机能下降，日本财政赤字问题越来越严重。面对严峻形势，2001年4月上台的小泉内阁在两难处境中被迫推行结构改革，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推行了大胆的改革与调整政策。首先，小泉内阁改革了财政结构，大幅削减公共事业支出，严格控制预算支出规模，确立了新的财政目标，即将于2006财政年度末以前，一般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不能超过2002年的水平；其次，压缩国债规模以减少财政赤字，从2002年起将国债发行额控制在每年30万亿日元以内，并且政府努力保持将国债发行量限制在不偿还债务的水平之上；最后，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政府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制定和实施了许多制度或非制度性的新举措，如2003年小泉内阁将用于研发和投资的费用列为减税对象。

2002年，日本经济景气触底，开始呈现景气恢复态势，开始了“财政结构改革”。面临通货紧缩局面，如何推进“财政结构改革”却是很大的难题，因为2001年政府债务达607.3万亿日元，占名义GDP的比例为123%，国债依存度达到35.4%，2002年政府债务进一步增至668.7万亿日元，占名义GDP比例增至136%，对国债的依存度增至41.8%。“财政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行“三位一体”的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分权改革。2003年，小泉内阁再次确立了中期财政目标，即要在2010年初实行财政平衡，进而实现财政盈余。2006年7月，日本阁议决定出台《日本经济财政运营和结构改革基本方针2006》，俗称“骨太方针2006”。小泉内阁仍旧提倡财政重建目标，称将于2011年转财政赤字为财政盈余。此后相继上台的安部内阁、福田内阁和麻生内阁也意欲延续小泉财政重建的改革思路。然而，天不遂人愿，2007年夏季袭来的全球金融海啸打乱了日本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部署。

从2000年到2007年，由于财政重建措施的坚定实施，日本政府总支出从占GDP的37.3%降低到了33.3%，总赤字与GDP之比从8%降低到2.1%，健全财政目标基本实现。但是，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仍然在不断上升，从2000年到2007年，该比值从140%上升至183%。

（五）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的再度扩张期（2008年至今）

这一阶段的财政扩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导致全球经济下滑时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第二阶段是前面提到的安倍上台后安倍经济学推出的超扩张性财政政策。

2008年12月，为了应对进一步严重的景气衰退和雇佣形势恶化的局面，在“实现安心的紧急综合对策”和“生活对策”不见成效的情况下，作为追加经济对策，麻生内阁出台了总额为43万亿日元的大规模的“生活防卫紧急对策”。2009年1月公布了《经济财政的中长期方针与十年展望》，麻生内阁提出短期任务要以应急对策为中心，消除“恐慌的连锁反应”。中期任务以重建财政、健全财政为中心，进一步采取“稳定民心”的政策措施。长期任务是以结构改革为中心，实现领先于潮流的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阻止内需下降，因应失业率恶化，引领经济向民需主导经济转型，2009年4月麻生内阁出台了投资总额为56.8万亿日元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对策”。2009年10月，日本在就业不稳定、不景气并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刚组建一个月的鸠山内阁出台了投入金额为24.4万亿日元的“紧急雇佣对策”。2009年12月又出台了“应对明日安心和增长的紧急经济对策”。诸多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出台，使得2009年实际经济增长率终于转为连续两个季度的正增长，出口额和生产总值有所增加，景气脱离了最坏的时期。由于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35.7%大幅上升至2009年的40%，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31.6%下降至2009年的29.6%，其财政赤字上升到10.4%的高点（2008年只有4.1%）。尽管以财政赤字率上升为代价，经济昙花一现地好转，但是，好景不长，日本接着又要面对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的难题。2010年菅直人内阁上台，相继投入了9.8万亿日元和21.1万亿日元的“紧急综合经济对策”。这使得日本2006～2010年的财政投入高达193.5万亿日元。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略有上涨，而财政收支基本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到2014年，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在39.8%，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上升至33.6%，赤字率下降至6.2%（参见图5-14）。根据IMF的估计，2021年会降至3.1%的水平，接近3%的国际通用安全标准。但如果我们知道日本财务省中财政收入的“猫腻”，日本财政收支远没有想象得那么乐观！

图5-14 日本财政收支占GDP比重与赤字率（%）

资料来源：IMF。

（六）日本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政策

令人惊奇的是，在日本债务和赤字的大规模上升，日本央行大量发行货币，甚至发明创造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不断悄悄地将财政赤字货币化（人们认为日本陷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日本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反而长期在通缩之中挣扎。

从至1993年的帕尔格雷夫数据来看，日本的财政政策在战前是相对稳健的，仅仅在为战争融资中才会出现赤字，并相应地增发货币。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和1943年，1983年和1984年才出现财政赤字。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随着财政盈余的增加，日本的货币或现钞流通量也在增加。也就是说，与美国和英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不一样，赶超型发展的日本，始终充分利用了货币的功能支持自身的快速发展。1868年到1993年，日本财政余额与货币或现钞流通量的呈现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7。

我们对全球主要国家的财政余额与货币或现钞流通量做过相关性分析，两者大都为正相关，相关系数较为显著，但不如日本这么高。究其原因，日本财政很早就开始了货币化进程。财政的货币化使央行购买国债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增加，本质上先是基础货币量的增加，然后才是货币供给量的增加。

2013年末，日本央行持有日本国债149万亿日元，占980万亿日元的15.3%。但是，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结合1997年以来的数据，日本央行持有日本国债，1997年时达到16.3%，1998年时已达到过18.3%的历史最高点，当时正好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遇上亚洲金融风暴。

图5-15 日本央行持有的日本国债及其占比

资料来源：彭博。

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自2013年来快速上升。这与安倍当选日本首相后，推出了安倍经济学相关。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通过量化质化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上升至2%的目标，以推动经济的发展。2014年末，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达256万亿日元，占全国国余额的比达25%。2016年9月末，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达413万亿日元，占全国国余额的比近38%（图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