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60年代的起步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经济迅速复苏。1955年后的十几年间，日本的经济保持着年均10%的发展，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日本对以外汇储备购买美国资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是当时的美元却一直贬值，这使得日本开始考虑通过日元国际化的方式来避免汇率的风险。随着1958年底西欧各国陆续恢复了货币的可兑换性，日本也于1960年7月设立非居民日元存款自由结算制度，实现了日元的可兑换性，开启了日元国际化之路。但是，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成员国”后，日本实行了日元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日元才在国际贸易中的逐渐使用。1970年年底，日本放开日元外债发行权，欧洲日元市场逐渐形成。1972年日本废除民间不能持有外汇的规定，允许非居民在日本国内发行以外币计值的债券。1973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日本当局正式将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与日元国际货币职能的推进同步，日本金融市场也开始与国际接轨。

（二）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西方国家，美、英、德、法、意等国均引发了经济危机，而日本采取了有力防范措施成功地避免了危机的冲击，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出口繁荣，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地推进日元国际化的进程，以此谋求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金融大国的地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加快了日元国际化进程。1979年12月日本修订并于1980年12月实施了新的《外汇法》，日元实行了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修改后的《外汇法》在制度方面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条件，日元国际化的进程随之加快。数据显示，1980年日本对外贸易中以日元计价的出口和进口额比重分别达到29.4%和2.4%，比1970年分别上升了28.5%与2.1%。而日美贸易摩擦的日益激化，为日元国际化带来了强大的外部推力。美国政府将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归结于其市场的封闭与日元低估，因此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并将日元国际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正式提出。1984年5月，日本发表《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提出了为促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应采取的三项措施：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完善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和欧洲日元市场自由化。

1985年时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按照“广场协议”约定，G5国家要通过加强国际汇率“协作干预”，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促使美元对日元汇率由当时1美元兑换237日元升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当时影响国际外汇市场资本流动的因素还有各国间长期利率差，广场协议政策协调也涉及了这一领域。广场协议时，美国30年期长期国债利率为10.8%，美国放松金融政策后，到1986年夏已降至7.3%。此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四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由广场协议时的7.5%降至1986年8月的5.5%。然而，日本金融调节保持了国内长期利率的基本稳定。日本长期国债利率广场协议时为5.8%左右，到1986年初仍然保持在这一水平。日美长期利率差不断缩小，减轻了资金流向美国的压力，加之G5国家在外汇市场加强“协作干预”，有效促进了美元贬值。1985年底，美元对日元汇率降为1美元兑换200日元，到1986年夏再降为1美元兑150日元。

（三）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日元国际化政策再启程

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危机以及日元币值的大幅波动阻碍了日元国际化的进程。由于担心日元的国际化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滞后，为日元国际化陷入困境埋下了隐患。随着日元升值导致的日本巨大的股市、楼市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www.daowen.com)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立即设立了“亚洲金融资本市场专门部会”，针对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一方面，日本认识到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引发金融危机并造成日元国际化不能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始正式实施“BIG BANG”金融改革方案；另一方面，日本也认识到在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日元想直接挑战美元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日本试图通过“日元亚洲化”来实现“日元国际化”。

首先，日本实行了金融大爆炸（BIG BANG）改革方案。20世纪80年代，日本当局就开始了金融体制改革，但是由于其改革主要集中在利率自由化以及放宽金融机构业种限制两个方面，资本市场和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90年代的金融危机过后，日本金融当局开始正式实施旨在推动资产交易自由化、改善金融监管的“BIG BANG”金融改革方案，其中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的修改后的《日本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废除了外汇银行制，实现了对外资本交易的自由化；而同时实行的《日本银行法》取消了大藏大臣对银行的业务决定权以及对央行总裁的罢免权，确保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

其次，日元模仿马克通过欧元成功国际化经验，启动了亚洲化战略。首先，通过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扩大日元在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危机爆发后不久，日本随即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但是遭到了美国的激烈反对。1999年10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新宫泽构想”，^[5]向危机国家和地区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其中一半用来满足遭受危机国家的中长期的资本需求，由于提案的资金额度大大降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反对。与此同时，日本加大了对亚洲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1997年日本在亚洲的当地法人数为6231，2009年上升到11217，年均增长率达到5%，占海外法人总数的比例也由47.3%上升到61.6%。

再次，建议东南亚国家采用钉住由美元、日元、欧元组成的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试图通过此法促使亚洲各国从钉住美元转变为钉住日元。

最后，构建“亚洲货币区”促进“日元国际化”。1999年初日本时任首相小渊出访欧洲表达了日本当局对日元国际地位的关切。同年9月大藏省设立了“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并针对“日元国际化”议题陆续提出了相关政策。年底，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菲律宾马尼拉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又于次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了会议，旨在通过签订区域性货币互换协议加强各国间的金融合作，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虽然日本在这一阶段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从改革的效果上看，日元国际化显然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