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和欧元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众多发达国家的区域型经济体，并不断吸纳了欧洲的一些转型经济体，作为重大经济体，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代表的欧盟和欧元区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全球或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有限。1992年到1993年爆发了货币危机，英镑、法郎和里拉受到了投机冲击，最终英国退出了刚刚加入的欧洲汇率机制，而里拉也短暂地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1999年至2002年，随着美元的强势上升，欧元兑美元出现了疲弱之势，并导致了欧洲央行和美日央行联合干预。2008年和2009年，是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风暴深入影响欧洲的时期，是全球金融风暴考验欧盟和欧元区的时候。欧洲央行一味求稳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帮助欧元区国家有效地抵御衰退，即使放松的财政纪律和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也没有能有效地刺激经济的稳定和复苏，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下滑得比美国还要快。在冰岛出现危机后，东欧出现外债危机，最后是希腊出现债务危机，有巨额财政赤字的发达国家都面临着这一危机。区域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欧元区和欧盟都没有脱离美元本位制，也仍然依赖美国以美元信用创造的庞大需求，更没有脱离美国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的支配！因此，中国不能盲目地追求区域一体化，尤其是追求勉强的区域一体化！甚而言之，中国在区域合作中，也要注意相应机制的真正有效性，预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风险的跨国传染！同时，在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目前仍然没有脱离美元本位制的支配，中国仍然要特别关注美元全球再平衡带来的风险。

第二，通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的成功和福利社会的就业失败。源于德国战后成功控制通胀、促进增长并保持马克强势的经验，欧洲央行的通胀目标制的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在不妨碍价格稳定的基础上支持欧盟总体经济政策。从1992年到2007年，欧洲央行成功地实现了将通胀率控制在2%左右的目标，但受油价上涨和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欧盟CPI分别为3.7%和0.9%。转型的中东欧国家，不少国家通胀率从三位数甚至四位数逐步下降。受市场改革和汇率改革逐步取得成功的影响，1999年后除个别国家外（如克罗地亚）基本达到稳定的水平，此后进一步与欧元区靠拢。不过，经济的增长和物价的稳定，需要适度的就业水平支持。但是，欧洲失业率一直比较高，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有效需求）的是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从1993年到1998年，欧元区的失业率都在10%以上。从1999年始，欧元区的失业率降至10%以下，并呈现出大致的下降趋势，2007年和2008年达到7.5%和7.6%的水平，但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2009年再度反弹至9.4%。2009年，西班牙失业率达到了18%，斯洛伐克达到了12.1%，爱尔兰达到了11.8%，法国、希腊和葡萄牙分别为9.4%、9.4%和9.5%。在这样高的失业率背景下，在经济陷入衰退之时，财政赤字率大幅上涨，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越来越困难，削减财政支出中公务员福利和社会福利支出必然导致罢工。所以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等国的罢工成了一种常态。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工人最低工资保障的不断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平价值，中国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一定要借鉴发达国家福利社会建设中的巨大财政压力，也包括对企业的巨大压力，要促进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不要形成养懒汉政策，要积极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www.daowen.com)

第三，严格财政纪律下欧盟国家的财政赤字大幅上升，但央行货币政策受到束缚，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国家货币主权的确是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支柱，当欧元区国家丧失货币主权后，尤其是欧元区对赤字率和债务率的规定，限制了政府的财政收支权利，约束了政府在经济下滑时期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欧盟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尤其是税收收入大幅下降。但为了挽救濒于破产的金融机构，政府加大了财政救助的力度，扩大了财政开支。除此之外，欧盟中的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的公务员收入和社会福利在2008年和2009年按固定增长率继续增长，这就导致财政收支之间剪刀差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同时，因经济总量下滑，所以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被进一步放大。2008年到2009年，欧元区的财政赤字率从2%上升至6.3%，欧盟从2.4%上升至6.9%；出现债务问题的国家财政赤字率更是大幅上升：希腊从7.8%上升至12.9%（2007年为3.7%），冰岛从0.5%上升至12.4%，爱尔兰从7.2%上升至11.4%（2007年尚有财政盈余），西班牙从4.1%上升至11.4%，葡萄牙从2.8%上升至9.3%。同期，比较而言，美国从6.6%上升至12.5%，英国从4.8%上升至10.9%，日本从4.2%上升至10.3%，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但由于美国、英国和日本拥有货币自主权，其所遭受的财政影响远小于欧元区国家。欧元区国家货币自主权的丧失主要表现在内部的分歧上，但在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还可能会表现在克鲁格曼三角形不可能定理中被动丧失货币自主权丧失的影响，也就是未来在固定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需要防范急于求成、一了百了、休克疗法式的、希望尽快达到极端的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实现的理想状态，而是应在保障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情况下，继续探索中间解，逐步逼近角点解的理想状态。

第四，欧债危机是欧元区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欧元区并不能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而且，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要达到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也不容易，有的标准天然具有刚性，如工资价格。因此，从事实来看，由多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最优货币区。事实上人们往往忽略了政府存在、社会福利刚性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成本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的成本。一体化还需要教育的一体化、文化的一体化和政府的一体化。如果认为欧元区仅凭目前的一体化水平就能成为最优货币区，享受最优货币区的收益而避免可能遭受的外部冲击，是极不现实的。简单地说，仅仅是经济金融和各种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是不够的，更何况欧元区这些要素自身一体化的程度还非常有限。短时间看来，统一政府与政府体系也是不可能的。同样，在欧元区的区域内向型货币战略下，统一货币政策与经济差异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危机时体现得更为明显。此次从全球金融风暴体现出来的新入盟的东欧国家的脆弱以及发达国家希腊、西班牙等国的脆弱，都向人们发出了警告，仅仅扩大规模，而忽略了一体化的先决条件，欧元区只会更加脆弱。事实上，马约规定的加入欧元区的标准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着较大的距离。在目前欧元区的扩张战略中，欧洲人必须思考两个主要的问题：欧元区对抗外部冲击的基础如何建立和巩固，加入欧元区国家的条件与欧元区扩展的边界如何设定得更加合理。对于中国而言，即便是中国香港特区和中国澳门特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人民币未国际化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如果简单地追求货币的统一，效果可能还不如各自独立、必要时互相支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