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大量资本、资源、资产掌握在公有经济手中，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国有企业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领域具有主导作用，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特别是在遭遇经济金融危机时，或者在推进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时，国有企业的优越性更是体现得特别明显。同时，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代表全民行使出资人责任，同时担负相应的宏观调控职责，这也要求政府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要比较稳健，比如赤字率和债务率不能太高，避免影响宏观调控能力。从总体上看，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高，仅仅是某些地方政府债务偏高，但目前已经积极化解。此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收支平衡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这要求政府手中掌握一定的外汇储备，用于必要的国际支付，这也是总结历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危机得出的重要经验。从这几方面看，中国宏观调控具备雄厚的资源和能力基础。

（一）国有企业发挥定海神针作用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和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和特征。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并且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截至2015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19.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为40.1万亿元，分别是2005年的4.9倍和4.6倍。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47.6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5.9万亿元，分别为2005年的3.9倍和3.2倍。同时，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改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有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不再发挥主导作用。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在基础设施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特殊价值。

第一，国有企业在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为数千万人提供了就业就会，并且在改革过程中承担着社会责任，不会大规模裁员。这就是为什么谈论国有企业效率时，很难跟民营企业、私有企业比较。对外企、民营企业来说，一旦效益不好、市场不好，它们可以裁员，但是国有企业很难这么做。另外，国有企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能随便涨价，比如公交、地铁、高铁、水、电，这些都是关系民生的重要产品和服务。所以，谈论国有企业绩效，要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为国有企业并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第二，国有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现在几乎所有竞争都在全球框架和范围之内，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国外企业的竞争。高铁、航空发动机的创新不可能依靠哪一个私有企业、哪一个个人实现，如果不依靠国有企业的力量，就很难同国外大企业竞争，很难在高精尖技术上实现突破，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够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未来要参与全球竞争，国有企业仍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国有企业在经济危机时发挥独特作用。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就少不了经济周期，少不了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企业不愿意投资，银行不愿意贷款，这是私有企业的理性选择。但是，中国果断采取了4万亿投资计划。尽管后来对其作用有一些质疑，但是，在当时的情景下，通过中央政府的动员，国有企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国有银行加大了贷款投放，中国率先实现复苏，保持了很高的增速，在全球是独树一帜的。没有国有企业这样的体系和基础，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未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周期性的波动、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必要时搞好宏观调控还得依靠国有企业。

第四，国有企业在基础性和战略性创新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对大部分私有企业来说，其大部分精力和资产投向一般放在运营方面，基础性和战略性创新不会作为主要的关注点。但是，没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科研投入，创新性的转换应用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中国越来越靠近世界技术前沿时，自主开展基础性和战略性创新显得愈发重要。由于致力于基础性和战略性创新的企业社会性很强，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国有企业在这方面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第五，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开发方面至关重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面貌改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基础设施的发展。国有企业在动员社会资源、在大工程高效率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的高铁、桥梁等基础设施建造技术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中国国有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全球承担大型项目，不断创造着质量和速度的完美统一。1900年左右美国铁路发展很快，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各种基础设施发展也很快，但是现在其更新改造成了问题。二三十年之后，中国老旧基础设施的改造，离不开国有企业的力量。

第六，国有企业在解决社会贫富分化、养老、社会福利开支等问题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养老、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问题。中国同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且未富先老、老龄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养老资金来源是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时，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集中在资本所有者身上，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是一个规律。中国改革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收入分配越来越体现出资本分配的作用，所以会出现一定的贫富分化。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国有企业中普通员工和高层的收入之比不能超过1比8，相比来说，私有企业主和高管层的收入和普通员工收入的差距是没有约束的。同时，国有企业占GDP20%的工业产值创造了40%的税收，同时通过股息、红利极大支持了财政收入增长。只有国家有财政实力，通过持有国有企业股权，国有企业盈利保证税收、派发股息，才有能力解决未来社会养老资金缺口问题。

（二）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较低，政策空间较大

政府作为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体，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状况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和行为，最终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对于财政状况稳健的政府来说，当经济下行需要扩张性政策时，政府能够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支出，提振经济景气和信心；对于财政状况比较糟糕的政府而言，当经济受到冲击甚至遭遇经济金融危机时，政府可能没有能力实施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或者无法筹措更多的收入用于支出，或者只是通过财政货币化扩大支出而导致更差的经济后果。近几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但通过地方政府债券置换，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中央政府倒是不存在债务较高问题，具备良好的财政状况（图4-12）。

图4-12 2013年各国中央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Wind。

从全球范围看，一国政府赤字率过高，或者债务过大，甚至发生大面积违约，爆发债务危机，就会导致经济遭受重创，引起社会动荡。1983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此后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西、委内瑞拉等国也相继出现同样问题，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拉美危机引发各国货币贬值、通胀高企，以及经济长期疲软，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拉美“失去的十年”。为解决债务危机，拉美国家不得不紧缩财政，推行激进改革，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政局持续动荡。亚洲金融危机后，1998年东南亚各国GDP比上年减少7.2%。危机造成一些国家出现社会动乱，印尼学生运动演变成大规模骚乱，最后导致统治印尼长达31年的前总统苏哈托下台。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不仅导致了欧洲金融动荡、银行危机和经济衰退，还引发了民众对社会的严重不满，甚至政局不稳。2011～2012年，葡萄牙前总理苏格拉底、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和蒙蒂、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等多国领导人都因应对债务危机不力辞职或下台。

从中国自身看，总体上政府债务规模比较合理，相关指标风险较低，处于可控范围内。截至2015年末，中国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为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为16万亿元，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为26.6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4%。按照2013年6月审计署匡算的平均代偿率20%估算，2015年全国政府性债务负债率为41.5%，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两项指标均低于国际警戒线。对比其他国家的情况，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尤其是中央政府债务率水平大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为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空间。

对于国内外比较关心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自2015年5月启动债务置换以来，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共发行8万亿元，实现了约52%的到期置换或者提前置换，浙江、湖北、天津等省市置换进度甚至已经超过2/3。随着置换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明显减小。在新《预算法》实施之后，中国加强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开始实施债务限额等办法，逐步与国际经验做法接轨。这有助于推进债务管理的规范透明、防范债务风险以及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将加快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相关制度，重点监测和督促局部地区债务风险化解等，处理好防风险与稳增长的关系。

（三）外汇储备比较充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从外汇储备看，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处在合理区间，无需担忧规模不足，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基础性资源和能力。官方外汇储备的主要功能是为实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提供资产基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国际经验看，官方外汇储备一般由央行负责持有并管理。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央行持有并由外汇管理局管理。截至2016年末，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为30105亿美元，较2014年6月的最高点下降了9827亿美元。中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总量居世界第一，作为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既能在对外经济交往起到“压舱石”作用，又能作为“战略利器”，提升国家话语权。确定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并判断其未来变动趋势，是搞好外汇储备管理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对于合适的外汇储备规模，市场上和理论界有各种不同的争论。一般而言，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需满足四种需求：一是满足对外经济贸易和流动性需要的交易性需求，二是缓和外部不利因素冲击的预防性需求，三是满足公众对货币当局和本国经济信心的保障性需求，四是满足超额外汇储备风险管理的投机性需求。相关测算表明，当前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能够满足上述需求。

中国外汇储备正在推进管理和运用的改革完善，应当而且可能为宏观调控继续做出贡献。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顶层设计、分类管理，统筹安排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和使用，将战略安排与使用收益统一考量，使其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安全中发挥良好作用。随着中国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企业和居民“走出去”需要快速增加，应对外汇储备进行分类管理，满足各类主体的外汇资产需求，进而实现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同时，一部分资产应以高度流动性为主要目标，更多投资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务，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不同币种的合适规模。多渠道运用战略性外汇储备，使其成为中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国家利器。战略性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贯彻国家全球战略调整，在海外购买国家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设备和技术，或者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或者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国外高收益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衍生产品。

从国际收支平衡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快速调整，目前基本处于合理水平。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国际经济不平衡被多次提及，再平衡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推动将各国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降至国际公认的4%合理水平以下。2005～2009年间，中国经常项目差额持续高于4%，2007年甚至一度高达10%（图4-13）。经常项目顺差过大，不仅加大了中国国内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而且不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但在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一系列主动的调控之后，中国经济的外向型依赖特征有所减弱，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大增强。自2010年开始，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降至4%以下，2010～2016年平均为2.5%，为国际经济再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搞好宏观调控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4-13 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