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降低，经济难以回到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要防止经济出现大幅波动，使经济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另一方面，要化解制约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深层次制度因素，而一些改革措施的推进短期内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甚至使得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多和暴露。这就需要宏观调控做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平衡。

（一）潜在增长下降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和保证充分就业目标之间需权衡

各项改革不断推进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保证就业稳定，而就业是否稳定又与经济增速密切相关。目前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主线，其中“三去一降一补”是重要手段。在这些措施中，去产能去的主要是传统的钢铁、煤炭等资源型重工业，这些产业也是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去杠杆的过程则不是一蹴而就的，处理不好容易引起金融风险，不利于维持经济金融稳定。另外，过去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存在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结构特点，如前所述，高投资增长难以持续，虽然政府提出要挖掘消费潜力、扩大消费需求，但是消费能否吸收较高的生产扩张速度值得怀疑。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消费率占比一般在70%以上，经济增长速度也往往较低。中国人均GDP水平刚刚达到8500美元的水平，还未进入高收入行列。中国政府也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要从2015年的50.5%提高到2020年的56%。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往往低于工业，这就意味着随着服务业比重上升，经济增速将有所下降。这些改革措施和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水平如何平衡需要妥善解决。

因此，在宏观调控中，稳增长与促改革的力度如何把握，首先要搞清楚就业及经济增长的目标底线。目前来看，根据“十三五”规划目标测算，2016～2020年年均增速要在6.5%左右，2016年经济增长6.7%，这意味着未来4年年均增速在6.43%左右就可以达到目标。这也可以作为未来几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关注目标（参照物）。与此相应地需要注意在经济放缓后带来的就业总体压力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这就需要有准确的就业数据监测提供参考。目前，中国就业指标体系建设和完善还有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宏观决策的针对性、科学性。比如，过去使用多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就无法覆盖和反映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及没有登记的城镇人口，失真性较大，近年来开始公布调查失业率，但其可靠性、稳健性有待进一步检验。(www.daowen.com)

另外，扩大消费、转变经济结构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都需要劳动者报酬的较快增长，但增长太快又会降低资本收益率，进而减少投资和生产，最终影响经济增长^[1]。近年来，中国投资减速、经济下行，影响因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因此，如何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背景下，既提高劳动者报酬而又不伤害到GDP的增长，是中国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又一大重要挑战。

（二）新旧制度转换过程中保持政策“不断层”和连续性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不同区域发展差异也较大，短期内建立和推行新的制度、措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动荡和成本调整。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先试点后推行、先增量后存量的渐近式改革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经济还处于新动力的培育阶段，下行压力不减，而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改革领域不断拓展、不断深入，更加考验宏观调控对形势的把握，考验政策的精准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在新旧制度过渡期间，前后政策的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2014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要求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政府原有融资渠道受到制约，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PPP等新的融资模式难以及时建立，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不断突显，使得经济下行风险进一步增大。为此，政府及时出台《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的意见》，避免了部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集中到期风险，为未来融资平台的平稳转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的构建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