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1992年邓小平谈中国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也成为当时指导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方针，中国也由此全力集中发展经济，依托自身改革开放、要素低成本竞争优势等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和投资冲突加剧，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越来越无力回应地区安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国际协作等议题。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仍保持较快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上升，越来越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也正在从区域性大国逐步成长为全球性大国，自身对外合作定位也开始有所转变。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寻求融入和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体系，着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提出加入服务贸易谈判申请，促进环境产品清单和信息产品扩围谈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近几年，中国在全球治理和规则重构方面变得更加积极进取，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AIIB）应运而生；践行结伴但不结盟的外交理念，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截至2016年5月，中国已与79个国家和3个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推动与亚太、欧亚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成功举办APEC和G20会议，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对外政策逐步从过去的“韬光养晦”走向“积极进取”，这意味着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客观上要求中国的宏观调控需要考虑更多因素。(www.daowen.com)

一是如何平衡好自身经济发展与承担全球协调责任。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过程中，政策上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经济效益，还需要考虑各国利益的协调、政治、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因素。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但目前人均GDP超过8500美元，与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相去甚远，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进入新常态，正处于阶段更替、结构转换和动力切换的关稳时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同时外部环境也更加复杂，竞争也更加激烈。反观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美国，当时其人均GDP已超过13000美元（以2009年价计），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在参与和承担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仍需要坚持合作共赢，利人首先要利已，在伴随自身不断强大的过程中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和承担国际责任。

二是如何提高中国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过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上“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交替出现，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怀有疑虑甚至是敌意。因此，中国需要加强总结自身发展实践、经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让更多国家理解、接受和认可，这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协调国际合作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