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总体是趋好的。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达国家面临劳动成本上升、经济增长“滞胀”和传统竞争优势衰减等问题，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资本加快全球布局。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贸易自由化、资本跨境流动和后来出现的互联网信息技术相结合，推动经济全球化开启了“黄金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段长期繁荣阶段，保持了稳定增长和温和通胀，全球贸易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图3-10）。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各地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和转移浪潮的机遇，建立起了庞大的工业产能；成功加入WTO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在需求层面上，全球经济长期繁荣解决了中国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需求约束问题。

图3-9 全球贸易增长与GDP增长率

图3-10 全球经济运行低于潜在水平

资料来源：World Bank，WTO。

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大国之间博弈加剧，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以各种形式出现，未来外部环境总体是趋紧的。经济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有8年多时间，尽管许多国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有些国家甚至把货币政策用到极限，不惜使用负利率政策，有些经济体大力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全球经济仍未彻底走出危机。一方面，通货紧缩风险上升。受全球范围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以及前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过去几年呈下行趋势，不少国家面临巨大通缩压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依然缺乏明显起色和亮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都不乐观，若干新兴市场国家在2015年陷入了金融危机，比如巴西、俄罗斯陷入衰退。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与潜在产出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的最新预测，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年均增速仅为1.6%，仍然远低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前2.25%的潜在产出增速，而新兴市场的潜在产出年均增速将由过去5年的6.5%下降至未来5年的5.2%，全球经济总体步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运行阶段（图3-10）。受全球复苏进程曲折、区域经济竞争加剧、民族矛盾激化等多因素影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将比过去十年更加激烈，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公投失败以及法国大选等事件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将给中国贸易、投资、参与全球分工和治理等对外政策带来新的挑战。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贸易体系正在重塑，世界贸易正面临罕见困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在十多年内一直以两倍于全球GDP的增速扩张，然而近年来全球贸易陷入数十年不遇的困境。截至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四年低于GDP增速，贸易额从2014年的19万亿美元大幅下降13%至16.5万亿美元。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仅1.8%，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全球贸易深化程度（总贸易占GDP比例）已经发生了阶段性变化。该指标危机前持续上升二十年，危机中受到冲击，后来随世界经济复苏短暂回升，但近三年来却出现逆转，稳中有降。在这一全球性贸易发展困境中，无论是中国、墨西哥这样的出口型发展中国家，还是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近年来外贸增速均表现低迷。2012～2016年，墨西哥、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平均出口增速分别为1.4%、-2.16%、-2.1%，远低于2002～2011年平均增速8.8%、14.9%、10.8%。这反映出当前全球贸易的低迷不只是某些国家自身要素成本上升、有效汇率升值等结构性问题或是外部需求放缓等周期性因素造成的，而是全球贸易正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图3-11）。

图3-11 出口型经济体和金砖国家出口增速

图3-12 全球贸易深化程度指标

注：出口增速经过平滑处理。

资料来源：Wind。

造成全球贸易困境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正在重构，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开始收缩，这是最主要原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并采取措施推进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美国从2009年起相继发布《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美国创新实施战略》、《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等多项文件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德国2009年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有选择性地将部分落后行业转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研究；2010年的《高科技战略2020》将高科技发展重点放在了能源、保健等五个方向；2013年正式提出“工业4.0”，以期实现制造业从生产到流通等环节的智能化。日本2011年公布了以制造业为主要对象，应对日元升值和产业空洞化的《应对日元升值综合经济对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后将供应链转向国内，使得全球价值链链条缩短，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贸易发展遇阻，形势出现了逆转。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经济体，美国和德国进口中间品是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的重要标志。2014年美国和德国消费品进口分别增长4.7%和4.9%，中间品进口却分别下降2.4%和0.5%。2016年，美国和德国的消费品进口增速分别为-1.8%和3.2%，但中间品进口却进一步下降8.7%和4%。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趋于衰减。国际分工深化细化是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工业化显著地改变了国际分工格局并推动全球贸易增长。但中国对外开放的红利已经被全球贸易消化多年，当前缺乏更多重要的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并带来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细化（图3-12）。

（二）各国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空前高涨，“逆全球化”趋势上升，当年全球化的倡导者纷纷转变为反对者

危机后各国纷纷推出措施以维持本国就业和生产。例如，奥巴马上任后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一度包含“购买美国货”条款，明确规定基础设施项目只可采用美国生产的钢材及其他产品。特朗普比奥巴马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竞选期间就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TPP；主张提高关税，试图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要进行报复；对于损害美国制造业的不公平外国竞争者（指中国、墨西哥等）采取更严厉的贸易保护手段。英国政府也曾收紧移民政策，为非欧盟国家移民进入英国设置年度配额，并且全民公投脱离欧盟。据WTO报告称，自2008年以来，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1671项，其中1263项（76%）仍在实施。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G20出台的各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多达145项，相当于每周出台5项限制举措（图3-13）。中国则是遭受各国贸易保护的热点地区。201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1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6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66.67%，涉案金额85.44亿美元，同比上升156%。其中，反倾销案件4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6起。

图3-13 G20国家贸易限制措施(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WTO，Report On G20 Trade Measures，Mid-May 2016 To Mid-October 2016

（三）全球经济“碎片化”正在替代“一体化”，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再造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贸易低迷、各大经济体经济分化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贸易规则谈判和投资规则谈判并重的各类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和投资体制安排。目前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经济秩序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过去美国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不仅通过发展信息技术、支持跨国公司发展等加快自身的全球化，还积极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如率先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支持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等。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寻求自我保护的推动下，美国逆全球化的意识和做法不断抬头，也影响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和规则的重构。如，美国分别于2010年、2013年主导提出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等区域性谈判，是其为自身争取利益同时抵消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提出的，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TPP的命运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相比之下，由东盟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影响力可能会不断增大。总之，在当前及未来阶段，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大幅增加，可能会导致国际投资和生产的转移与重新布局，使得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组，过去的“一体化”“自由化”正在逐步被“碎片化”“封闭主义”所替代，国际贸易投资格局更趋多元化，这些都对中国未来贸易、投资、监管等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前有强敌、后有追兵”，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正面临“两头夹击”的困境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传统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不断衰减，过去“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传统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在减弱。与此同时，中国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2年，普通高校招生数超过700万人；资本从过去的相对紧缺发展到现在的相对充裕，外汇储备、FDI和OFDI流量规模也均位于世界前列。中国比较优势的来源正在从充裕的、廉价的劳动力转变为资本积累。而在这一转折期，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正面临“两头夹击”的困境。

一方面，高端供给有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占领着阵地，具有先占优势。中国出口的中高端产品如电子、机械、塑料、化工、金属冶炼等，在全球的竞争力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与美、德、日等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企业技术创新仍处于跟随模仿阶段；先进工艺和技术的基础配套能力也相对不足，一些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如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虽然大部分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但是15%的关键零部件还依靠进口；自主品牌建设落后，缺少能与国外知名品牌相抗衡、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装备制造业中90%的知名商标所有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同时近年来海淘、国人海外扫货等现象也折射出中国在零售和制造领域中高端产品供给的不足。未来，这些发达国家高标准、高技术、创新升级还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再工业化”的提出，将对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和经济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中低端供给有低收入国家如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追赶。发展中经济体的成本、基础设施、环境等优势不断突显，将在吸引外资、传统产品出口方面与中国进行有力竞争。如中国2010年劳动力月平均工资已快速上升到450美元，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10年后中国劳动力工资增速仍保持较快增速，2010～201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速为12.9%。此外，中国过去为招商引资采取的再投资退税、定期减免税等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正在失效。这些使得以制造业为主的外资企业有外流趋势，它们或是迁回本土或是迁往一些东南亚国家，甚至一些中国本土的制造业企业也在寻求迁往那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这可能对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和就业造成一定冲击（表3-1）。

表3-1 各国月平均工资对比（美元）

资料来源：KILM。

（五）“黑天鹅”事件频发，不同区域地缘政治的新旧矛盾相互交织，“历史”并未“终结”

经济低迷往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危机后伴随全球经济和油价的持续低迷，欧洲、中东等地区政局动荡加剧。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公投失败等所谓“黑天鹅”事件频发，这些事件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增大了经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世界格局可能产生长期深远影响。这首先体现在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矛盾并存，未来博弈更加激烈。重点又在于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两国在经贸、军事、外交、科技等领域的竞争较过去更为突出，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制定贸易等各项政策的重要考量。同时，特朗普和俄罗斯关系会有改善，但与欧洲裂痕可能增大，这对中俄、中欧关系也会带来新的变数。各经济大国之间关系的重构会带来国际政治关系的巨大变化，并且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的特殊地位，这种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会更加多元、更加复杂、更难处理。

同时，目前不同区域出现的地缘政治冲突或多或少都与美国的介入和影响相关。过去中东、北非等石油主要生产地区是美国干预的重点，这些地区的稳定也关系着全球能源供应，影响着各国的经济运行。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其石油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心也更进一步转移到亚太地区，对中东等地区的国际协调意愿减弱。近年来伴随石油市场动荡、中东局势不断恶化、IS（“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蔓延，欧洲在接受难民和遭受恐怖袭击方面首当其冲。乌克兰事件持续发酵引发美、欧、日等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下，中国与南海等区域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有所发酵。而欧洲民粹主义上升，作为欧盟重要一员，英国的退出会削弱欧盟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并引发脱欧连锁反应。未来一两年正值欧洲各主要国家大选，其国内政治博弈会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将有所降低，也将不利于叙利亚、朝核、恐怖主义等问题的解决。这些地缘政治冲突风险的上升会加剧全球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等对外政策的推进。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背后还体现出不同制度特别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文明冲突富有黏性，更难以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经济大国，在调控经济方式方面不断接近，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对抗明显减弱，尽管两者在治理方面的理念、思维、语言体系等仍存在很大差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反思过去以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持续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也由此导致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失败等“黑天鹅”事件的出现。英国脱欧给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在希腊、意大利等欧元区国家仍面临较重的债务负担的情况下，其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欧元区的破裂解体，从而引起全球经济金融动荡。因此，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各国经济与政策的协调，这可能还需要注重加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根源，这也是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课题。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7）所言，“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现在看来，当年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命题并不成立，冷战结束之后一个“欢欣而和谐”的世界并未出现，相反，发生了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联合国没有能力制止流血冲突。总之，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并未变得更加太平，而是变得更加无常和不确定，在这背后是文明的冲突对政治的冲突的替代。“历史的终结”不仅未能出现，反而变得遥遥无期。

总的来说，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政治、社会等环境都更趋复杂化，如何巩固和培育自身比较优势，保持中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如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输出过剩产能，如何在走出去过程中获得认同并实现双赢，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都是未来中国宏观调控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