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相生、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构成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发展环境。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践证明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出现“先轻、后重、再服务化”的一般规律。具体演进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初期，以轻工业为主导；第二阶段是工业化中期，以重工业为主导；第三阶段是工业化后期，以服务业为主导。与工业化过程经过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相适应，发达国家城市化大致也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与工业化初期相对应的是城市化起步阶段，与工业化中期相对应的是城市化基本实现阶段，与工业化后期即发达的工业化阶段相对应的是高度城市化阶段。

作为人口最多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这四大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采取了不同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道路。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历程多了一个发展阶段，起始阶段也不同，依次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工业化过程的起点不是轻工业化，而是重工业化；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轻工业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开始的重新重工业化阶段；第四阶段是2010年以来基本实现工业化后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阶段（图2-13）。

图2-13 中国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变化

资料来源：Wind。

与工业化的历程相对应，中国城镇化也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不同，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先后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一是与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滞后城镇化阶段，二是与轻工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城镇化加速阶段，三是与新重工业化阶段相适应的城镇化基本实现阶段，四是与后工业化阶段相适应的高度城镇化阶段^[8]。

（一）1978～1999年轻工业加快发展及快速城镇化阶段：经济增长快、周期波动强

建国初期，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近百年。为快速推进工业化，在缺乏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中国借鉴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验，借助计划经济体制的体质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开始之前的26年的时间内，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1953～1978年，轻工业产值和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9.3%和13.8%，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64.4%下降到43.1%，由35.6%上升到56.9%。这期间，中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入了初级阶段。但重工业的长期高速增长必然导致经济总量的严重失衡，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落后、服务业太少”的畸形产业结构和严重的短缺经济。因此，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又回过头来重点发展轻工业，以消除短缺经济。

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工业化战略的重大调整，放弃了单纯发展重化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第一、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该阶段开始尤其注重市场需求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1978～1999年，轻工业产值和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18.3%和17.0%，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43.1%上升到49.1%，由56.9%下降到50.9%。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工业化过程也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过程。这期间，中国创造性地将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利条件转化为工业化的强大驱动力，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一是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释放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发展乡镇企业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工业化。二是城市推进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改进了国有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解放了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同时，私营和个体经济快速发展，外资大量进入。在多种经济成分推动下，城市工业化进程也在加快。

经过20多年的优先发展轻工业、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中国工业化总体进程由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过渡。与工业化发展相对应，中国城镇化进程也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前的长期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1978～1998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长到668个，城市人口从1.7亿人上升至3.7亿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从17.92%上升为30.4%。

在1978～1999年轻工业加快发展及快速城镇化阶段，中国产业结构由“重”转“轻”，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强。1978～199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10.3%。这期间先后出现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四轮经济周期性波动。其中，作为波峰年的1978年的经济增速（11.7%）与作为波谷年的1981年的经济增速（5.1%）的落差为6.6个百分点，1984年经济增速（15.2%）与1986年经济增速（8.9%）落差为6.3个百分点，1987年经济增速（11.7%）与1990年经济增速（3.9%）落差为7.8个百分点，1992年经济增速（14.2%）与1999年经济增速（7.7%）落差为6.5个百分点。如果把经济周期中的波峰年和波谷年在经济增速方面的落差超过10个百分点的称为强波周期，把10个百分点以下的称作中波周期，5个百分点以下称作轻波周期，这四次经济周期均属于中波周期^[9]（图2-14）。

图2-14 1978～1999年中国GDP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Wind。

（二）2000～2010年重新重工业化及城镇化提速阶段：经济增长加快、周期波动减弱(www.daowen.com)

从2001年开始，中国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出现再次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但此次重工业的增长机制与改革开放以前有根本的不同。这次结构变动是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后工业结构的自然演变，重工业的发展是由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加大而带动的。这个阶段由于中国已告别了“短缺经济”，在人们满足了食品、服装、电器等需求后，开始追求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重新重工业化阶段也是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工业，其发展速度明显快于重工业。但从1999年开始，重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轻工业。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资本密集型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与重新重工业化以及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快速推进相对应，中国城镇化进程自1996年以来也出现加速发展。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进程可分为起步、加速和成熟三个阶段。其中，30%～70%的增长过程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1980～199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15年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由19.4%提高到29.0%，年均提高0.67个百分点。自1996年城镇化率突破30%后，中国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加速阶段，城镇化率提升明显加快。1996～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14年间提高了近20.9个百分点，由30.5%提高到50.0%，年均提高1.39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开始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中国每年的城市化速度增长1%～1.5%，仅城市化水平提高就可拉动投资增长3%～5%。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明显提速，中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也推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与城镇劳动人口数量紧密相关。2000～2010年，中国城镇劳动人口由3.45亿人增加到5.13亿人，年均增加近0.2亿人。从空间结构来看，2000～201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商品房销售面积由2000年的1.86亿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10.48亿平方米，平均每年增加近0.8亿平方米。城镇劳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大幅增长。

图2-15 1978年以来中国轻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0]、Wind。

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基本完成，城镇化则进入加速阶段。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双提速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更为平稳。2000～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11.3%，比前一阶段（1978～1999年）加快1个百分点。这期间，只经历了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波峰年的2007年的经济增速（14.2%）与作为波谷年的2009年的经济增速（9.4%）的落差为4.8个百分点。本轮经济周期性波动为轻波周期。这一阶段经济周期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均小于前一阶段。

（三）2011年以来，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及城镇化减速提质阶段：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新常态，面临新问题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中国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已经快速地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2010以后中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6.7%，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44.0%）。2014～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继续上升，由47.8%上升至51.6%，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则持续下降，由43.1%降至39.8%，中国已进入服务业主导经济增长的工业化后期（图2-16）。

与进入工业化后期相对应，中国城镇化进程自2011年也出现“拐点”变化。2000～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3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同时，城镇化的质量远未与城镇化规模相匹配。城镇化“重量不重质”的粗放式发展带来诸多问题。例如，农民未能成为市民的“半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伪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城镇化，房地产化的城镇化，以及城镇发展中普遍存在高消耗和高污染问题。传统的“低成本扩张”的城镇化模式难以持续，城镇化已到了必须转型的阶段。为此，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中国“十二五”规划要求，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从实际情况看，2011～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由51.3%提高到56.1%，年均提高0.97个百分点。无论是从国家的发展战略看，还是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高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都在“减速”。中国城镇化由单纯追求速度向着力提升质量转变。

图2-16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Wind。

各国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化中期相比，一个重要的特征变化是在中期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自然回落。中国城镇化进程也已进入减速提质阶段，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总体来看，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的减速将使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1978～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达到9.9%，其中2002～2011年平均增速达到10.8%，最高年份一度达到14.2%。从2012年开始，中国GDP增速下降至8%以下，并逐年小幅回落，2016年进一步回落到6.7%。

工业化的拐点性变化与城镇化的转型带来的发展问题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速的变化，还涉及经济驱动力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资源环境约束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过去过于依赖要素投入和投资的后发模式已经难以持续，必须转移到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中来；产业并重带动经济增长，工业增长重在从粗放到集约、从低端到高端的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实现优化升级，需要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另一方面，未来经济发展还要克服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制造业大国，也使中国面临着的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剧，水体和土壤污染问题严重，已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中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都已居世界第一位，但同时能源消费和与碳排放峰值均尚未到来，无论是能源安全还是减少碳排放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