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反思，究竟刺激经济计划是否该执行？四万亿会带来哪些负面效应？当时的中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该计划表示赞同。樊纲（2010）认为，为了避免大萧条，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最优选择，国民经济完成了漂亮的V型复苏。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得益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很多产品都很难涨价，中国不会因为刺激经济计划发生严重通胀，但数万亿元的钞票进入到市场，更可能会表现为资产泡沫，这些泡沫笼罩在房地产、金融产品等资产价格的上方，早晚会破灭。苏治（2013）等认为，四万亿的投资较好地熨平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意外冲击，其积极的正向影响值得肯定。投资仍然是短期内遏制经济惯性下滑、维持经济稳态增长、保证“调结构”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美林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蒂莫西·邦德认为，中国的救市计划堪比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在1929年的危机之后，罗斯福颁布实行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他说：“过去的两个星期证明了一点：政策奏效了。”我们认为，就中国来说，这一积极政策能阻止经济大幅下滑。

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对该计划并不认同。张生玲（2009）认为，虽然经济刺激的一揽子方案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但经济回升仍主要依赖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力仍显不足，而且信贷投放过多，引发人们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首先，通货膨胀出现的可能性加大。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充裕，过多的流动性必然会进入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资产市场，并由此推高资产价格。由于资产价格上涨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隐藏着泡沫风险，如果风险得不到控制，泡沫的破灭将会给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拉动作用有限。新增的投资高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部门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第三，投资拉动型经济可能使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重大项目建设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但多数劳动者得到的实惠仍然有限，收入分配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第四，社会保障体系投资力度偏小。如果继续这种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经济增长会非常快，但结构性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仍会低迷。因此，只有完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经济才能最终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的发展道路。林毅夫（2010）^[10]认为，如果四万亿元政府投资大量流入业已过剩的行业，则短期可能促进增长，但长期会进一步加剧过剩，造成难以平复的困局。

（二）关于宏观调控宽泛化

卢锋（2016）对宏调宽泛化的利弊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首先应肯定这套宏调范式体现了中国体制转型期宏观经济管理重视国情的务实特点，突破教科书模式有助于从不同方向探索大国转型追赶阶段宏观调控经验。中国应对宏观经济波动时政策选择自由度与灵活性较大，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把相机抉择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同时期实施的具体政策，对维持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大体稳定也实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弊端与局限性在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还有不能很好兼容的因素，差异性与歧视性准入管制层出不穷，数量型、行政性手段采用偏多，难免会妨碍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抑制市场经济内在活力。从政策运行绩效看，宽泛化宏观调控模式也面临多重挑战，宏观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平衡、不稳定的因素与困难，集中表现为较多年份经济增速偏快偏热，通货膨胀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多种调控工具并用，提振经济时难以辨识各自作用与累积效果，容易刺激过度，紧缩时则因类似机制作用使经济降速过大。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在四万亿刺激政策号召下，宏观调控“十八般武器”齐上阵，确实很快扭转了经济减速态势，但同时很快派生新一轮通胀，又需要采用超常规手段进行治理。

史蒂芬·罗奇（2016）认为，中国不应该在结构性政策和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因为中国有足够的工具、资金和政策空间同时进行调结构和稳增长。(www.daowen.com)

（三）对产业政策的争辩

2016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中国产业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认为，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产业政策是一个集中化的决策，它意味着要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某些特定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失败的代价是巨大的；产业政策就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只能阻碍创新，因此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

林毅夫则提出，世界成功经济体发展都使用过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必用产业政策，不能因为大部分产业政策失败，就不要产业政策了。产业政策要做的是减少失败的概率。经济不断发展，需要政府帮助企业家来解决它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协调的问题。当然政府资源和执行能力是有限的，通过产业政策有选择的、战略性的使用资源，才能在有限政府资源和执行能力下取得最大的成绩。

针对上述争辩，陈清泰（2016）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旧的产业政策在经济“新常态”下没有进一步优化，导致出现了一些资源错配和低效的现象，积累产生了一系列经济问题。而一些早期保护性的产业政策导致市场主体形成依赖心理，反而抑制了企业创新和技术研发。他提出，政府不应再把产业政策作为保增长、主导生产要素配置的工具，建议前置性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督，政府对不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活动不加干预；创造好的产业发展生态，保障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创造好的市场环境，消除行政垄断、所有歧视性和区域市场壁垒，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使所有市场活动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垂直性产业政策应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使其不产生限制竞争的结果。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周文（2016）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发展而言，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不仅非常有必要，而且还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以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为例，有力地证明了产业政策举足轻重的作用。譬如高铁，现在中国高铁正稳步走向世界，高铁的全部核心技术和有关知识产权均被我们掌握。在国内，我们正把高速铁路建往四面八方，总里程已占全球的60%。中国高铁产业的腾飞，与2004年1月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国家的高铁发展产业政策，而是任由市场自行发展，我们的高铁网络恐怕不知何时才能建成。因此，助推“中国制造2025”，我们需要更多、更适宜的产业政策，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