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时期以及后危机时期，西方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一系列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其政策内容、力度、效果不尽相同。国内外学界对经济大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一）美国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通过三轮量化宽松为市场注入了4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并辅以前瞻性指引^[7]对市场进行引导，同时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并辅以短期和中长期的产业政策，主要包括短期内救助汽车产业以及向金融系统注资，长期内扶持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将高端制造业的培育与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随着经济的复苏，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逐渐回归常规化，财政政策收紧，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于2015年底开启加息周期。

1.对量化宽松政策的评价。Yellen（2011）、Curdia&Ferrero（2013）、Filardo&Hofmann（2014）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明确的前瞻性指引可以较好地锚定通胀预期，减少预期的不确定性，并可导致实际利率明显下降。蓝虹、穆争社（2015）认为量化宽松为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增强了信贷的可得性，对缓解信贷萎缩、提振市场信心以及促进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刘杰（2016）肯定了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缓解通缩压力以及稳定金融市场起到的一定作用，在一系列大规模资产购买、前瞻性指引等刺激下，美国的通缩压力和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得到缓解，失业率也有所下降，房产市场逐渐回暖。

但是，也有学者对量化宽松政策的长期效果及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代价存在质疑。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2008）^[8]就认为，“应该谨慎地评价这些工具的有效性，中央银行的研究机构需要更认真地考虑最后贷款人政策的后果。”另外，Kool&Thornton（2012）和Swanson&Williams（2012）等学者利用不同数据或模型得出结论，指出前瞻性指引不能产生持久可信的效果，国债收益率对前瞻性指引的反应并不显著。李云林（2014）认为量化宽松实际上是以经济增长的长期代价换取经济复苏的短期成效，其所付出的未来代价巨大。预计住房投资作为复苏的主动力至多能再支撑一个期年^[9]，从长远看，由于住房市场潜力因超低息的环境已基本释放殆尽，未来20年内美国经济若重陷衰退则难以再得到住房市场的动力支撑。刘杰（2016）也指出量化宽松政策总体效果实际是有限的，从CPI指标上看，美国的通胀率仍与预设的通胀目标有一定差距；而美国经济自2015年开始出现收缩，增速明显放缓，伴随着加息预期的增强，美元强势走高，一定程度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另一方面，经济主体普遍惜贷，使得资产购买计划产生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向实体经济，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导致其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效果大打折扣。

杨阔、郭克莎（2016）研究认为，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美国货币调控的效果评价不一，但大都认为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明显稳定了金融系统，提高了市场流动性、降低了债券收益率、遏制了通缩预期、降低了实际利率水平，对实体部门产生了积极效应。

2.对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评价。对于美国应对危机所实施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学者们是充分肯定的。如李云林（2014）认为财政政策对娱乐商品及车辆消费和运输设备投资的刺激效果明显，经济复苏期的前两个期年主要依赖于财政政策刺激，这对启动经济和就业复苏起了重要作用。王婕（2016）认为美国财税和产业政策对于帮助美国经济快速走出衰退、恢复稳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面对经济复苏带来的高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能够及时并有针对性地转换财政政策模式，“衰退（危机）—介入—复苏（增长）—退出”的机制凸显了美国政府在政策运用上的成熟。另外，就美国宏观政策机制方面，曹玉瑾（2014）指出美国的财政政策在预算制定、税收征收、财政支出、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举债各方面都已形成良好的法律基础和机制保障，确实为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保障。杨阔、郭克莎（2016）则充分肯定了美国产业政策的作用，认为非传统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毕竟不能取代产业政策本身，只能在总量上致力于使严重失衡的经济系统止住连续衰退的惯性，并尽可能实现短期总量均衡，却不能从根本解决因长期积累而致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实现结构均衡。美国在实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同时初步成功实施了旨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产业政策，使得美国的综合刺激政策成效显著。

（二）英国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英国政府采取了“有选择”的财政紧缩政策，一方面压缩公共开支、削减预算、提高消费税以紧缩福利政策，另一方面增加了在养老、医疗、教育、房产福利、银行、能源补贴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支出。货币政策措施包括多次降低基准利率、实施三轮以大规模购买国债为核心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推出了融资换贷款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 Scheme，简称FLS）。该计划规定，有资质参与此计划的英国银行可以以低流动性的资产（如抵押贷款、小额商业贷款等）为抵押向英格兰银行借入高流动性的英国国债，并为此支付一小笔费用；之后再以换来的英国国债作抵押，换取廉价的回购贷款。

1.对量化宽松政策的评价。Meier（2009）、Joyce et al（2011）研究了英格兰银行量化宽松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英国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在公布之初，的确对降低市场收益率、缩小利差和改善信贷市场流动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长期影响有限，随后市场利率又开始回升。刘刚（2015）认为该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英国经济的衰退程度，有利于英国经济恢复。与其他主要QE实施国家比较，英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为谨慎，英国央行的资产购买规模仅占美国的19.5%，基准利率虽然在危机期间经历了9次下调至0.5%，但与美国、日本、欧元区的基准利率相比仍然是最高的，并且国债在英国量化宽松政策中扮演主导金融工具的地位。英格兰银行谨慎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基于英国的具体国情的，也是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机构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进一步控制银行风险和加强流动性管理的结果。

2.对“融资换贷款”计划的评价。刘成邦、金丽娜（2016）指出该计划的实施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实体经济信贷环境，强化了信贷政策导向作用，增强了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一国货币政策在定向调节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数量型工具的结构调整，更要注重价格型间接调控手段的运作。一方面，要切实发挥定向工具的优惠利率引导作用，确保优惠利率不异化为金融机构获利空间，使得急需金融支持的企业能真正获得低成本资金；另一方面，考虑到财政政策对定向政策的传导有一定的强化和放大作用，应加强定向货币政策工具与财税体系的沟通协作，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财税支持。侯加林（2016）等学者认为该计划释放的流动性促进了私人部门储蓄减少和消费增加，确实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回暖，但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由于FLS最终目标不明晰和难检测，使得FLS资金的最终流向难以有效引导，其中大部分资金借道房屋贷款协会流向了房地产，导致英国房价快速上涨，滋生了房价泡沫。

3.对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评价。杨芳（2015）肯定了有选择的财政紧缩政策对英国经济复苏的积极作用，认为在危机时期，英国政府通过“有选择”的紧缩财政，向市场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显示了英国政府负责任的态度，稳定和提升了市场信心，更重要的是引领了英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激发了市场活力，助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劳动市场的改造。王艺潼（2016）认为，英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美国次贷危机后推行的改革开放升级政策、税收调整政策以及产业创新政策，通过改革吸引了更多国外资金的流入，产业创新则以多种金融手段鼓励企业发展，对英国经济的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日本

纵观日本危机后的宏观调控政策，从安倍执政后的“安倍经济学”到近期开始的负利率政策，如此大胆创新也并未使日本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1.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

2012年，安倍重新执政，开始了众所周知的“安倍经济学”，希望通过所谓“三支箭”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来让日本走出当前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重振日本经济。

对于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学者们观点不一。崔健（2015）指出安倍经济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些效果大多是跟提升短期预期和缩小供需缺口相联系的，认为在解决日本经济短期问题上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Shibamoto&Tachibana（2013）的结果显示，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日本经济有显著的影响，其产出效应是通过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传导机制实现的，但其价格效应的作用非常有限。Hajime Takata（2013）也肯定了安倍经济学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安倍经济学唤醒了日本的潜力，是安倍政府在正确的时间采取的正确的战略，并正在发挥重要作用。(www.daowen.com)

但张季风（2015）通过研究日本经济指标发现，安倍经济学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认为这次短暂景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投资的扩大和提高消费税之前的集中消费所带来的。姜跃春（2015）则指出内需萎缩是日本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量化宽松政策并未能拉动内需增加，在国内量化宽松和国际美元走强的双重压力下，日元贬值也并未带动出口明显增加。郭红玉等（2015）指出安倍经济学仍面临着挑战，日本国内积弊已久，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保费用增加、国内需求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是制约日本经济的根本，需要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来解决，决策制定者需要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制定出可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日本经济走出低迷。刘刚（2015）认为，导致日本长期通缩和经济疲软的成因相当复杂，包括老龄化、经济增长方式和财政金融体制不能与时俱进、企业创新能力萎缩、私人部门借贷意愿匮乏等，绝非简单的加大货币供应量就可以解决。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对未来金融市场的冲击可能会持续加大，对结束长期通缩、刺激经济复苏效果有限。Satyajit Das（2013）认为考虑到短期利率已接近于零下限的情况下再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刺激经济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安倍的刺激政策无法解决日本经济的内在矛盾。Stephen S.Roach（2012）也持有否定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的量宽政策是“实验性”的，其有效性值得怀疑。

2.负利率政策

理论上，负利率一方面增加持有存款成本，降低融资成本，从而能促使金融机构将过剩资金投放市场，鼓励投资、信贷和消费；另一方面压低汇率，有利于增加出口。

柳谊生、沈润涛（2016）认为，日本的负利率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货紧缩压力，日元的贬值也能暂时促进其出口，也有利于日本政府债务负担的减轻，并为更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做准备，但日本泡沫经济的深刻教训使得日本企业患有“债务抵触综合症”，现在仍然要积累金融资产，信贷意愿仍然不足，因此负利率政策对企业信贷的增加恐怕并无太大帮助。陈涛（2016）认为负利率的实施必然会降低居民收入预期和利息预期进而影响消费需求，从这一路径看，负利率难以解救日本经济困境。

（四）德国

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以后，德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金融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政策，使德国在欧洲经济仍旧低迷的情况下率先从危机中走出来。

史世伟（2010）认为虽然德国政府也像其他一些主要工业国家一样采取了非常规的救市措施以及经济振兴计划，但是德国政府仍旧坚持秩序政策优先于过程政策，稳定和可持续性优先于需求刺激和赤字财政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虽然经济刺激计划资金数额不是很大，但效果比较明显。德国之所以能够提出一套不同于美国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得益于德国长期投资于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增强了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财政状况相对较好，外贸盈余较多，这加强了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李彬、田玉鹏（2013）认为德国强调整顿财政纪律，政府的临时性干预举措及时退出等。德国采取积极救市的举措所带来的一大隐患就是高的财政赤字，但是，政府及时调整了政策、削减财政支出、稳固了财政，使其政府债务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可见，德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更偏重于以稳健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薛彦平（2014）指出长期以来，德国的经济治理就以审慎和稳健著称，在财政和金融治理上追求审慎、稳健和公平的政策，在产业升级调整中注重实体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发生的经济衰退对德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其一直奉行的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强劲发展的实体经济为复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李稻葵、伏霖（2014）认为德国政府采取的补贴供给、鼓励租房和抑制投机等干预措施使房地产市场得以长期稳定，为德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也为社会的稳定营造了有利的环境。另外，德国重视法制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制化，应对欧债危机，德国更强调的是通过结构性改革以增强竞争力，反对过度使用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Gemeinschaftsdiagnose P.（2013）认为德国在公共财政和劳动力市场相对有利的情况下，仍需要采取重要措施，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更多地转向长期经济发展。他认为在未来几年，单一的欧洲货币政策在德国应该会有明显的扩张效应，所以，一方面应在公共部门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应检测私人信贷和债务的趋势，用宏观审慎工具等来应对任何可能不希望发生的事态发展。

（五）法国

自2012年欧债危机以来，法国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2012年5月奥朗德就任法国总统后，主张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为主要目标，在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主要包括：（1）增收减支降低债务，加大投资刺激增长；（2）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活力；（3）完善劳动力市场，改善失业状况。虽然经济增长呈现缓慢复苏态势，但复苏基础仍脆弱。

对法国的就业政策与高福利政策的评价。邹加怡、李新海（2013）指出尽管奥朗德采取了一揽子措施，但这些经济政策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经济和就业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下滑态势。他们认为虽然政策效果的实现有一定时滞性，但是奥朗德的政策本身并没有针对阻碍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如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用工制度僵化等。郑炬文（2014）则一方面肯定了高福利制度在维护社会内部和谐与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认为，法国出现的发展问题根源其实在于长期实行的高福利政策，由此引发的法国债务危机、就业危机深刻暴露了高福利保障制度的深层弊病。张金岭（2015）指出民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保守观念以及过度依赖使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实现根本性变革，而改革产业结构、走出低迷态势是法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突破方向，也是创造需求带动就业的关键。所以，法国就业政策的改革必须直面其多年累积的历史包袱，纵使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社会制度的僵化也难以使之在短期内发生较大改变，而对其评价也不能脱离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唯有如此才能把握改革创新与传统制度之间的相互制衡。郝洁（2016）也认为造成法国经济困境的最主要问题是劳动力市场，法国工资相对较高，雇主必须支付巨额的社会保障资金，企业解雇员工极其困难，所以不愿意招聘员工。同时，法国政府虽然希望扩大财政支出对经济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但较高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制约其进一步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六）对西方大国危机后宏观政策的总体评价

吴涧生、姚淑梅（2013）等学者研究了美英日等经济大国在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出以下观点：（1）宏观调控政策注重危机紧急应对与重大改革兼顾。在面对重大金融危机时，一方面，发达国家出台紧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防范危机蔓延、阻止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在缜密调查和反思的基础上，将危机作为推动重大改革的时间窗口；（2）政策实施期限和目标明确，既有利于市场预期和政策效果检验，也有利于避免对政策的过度依赖。在制定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时，发达国家一般都有明确的政策意图和实施的具体时限，向市场传达政策意图，有利于稳定市场和公众预期，降低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引导微观主体有序配置资源；（3）适时创新政策工具，不断增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干预方式的有效性。

然而，对于西方大国实施的货币政策，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则（2016）认为，从零利率到量化宽松再到负利率，可以说是从一个无效的政策到另一个无效的政策。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对于疲软的市场来说是强效的解药，但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漏洞和刺激总需求实质性回升上，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同样，转向负利率政策鼓励银行发放新的贷款，而不考虑实际贷款需求，并不会在全球长期缓慢复苏进程中带来明显的经济驱动力，相反只会增加金融风险，使下一场危机成为可能。因为在非传统货币政策中，传导机制不同于传统政策下主要通过贷款利率对实体部门产生影响，而是主要通过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和压低本币汇率来发挥作用。若干风险值得警惕，比如决策者可能对泡沫化的金融市场会产生依赖，不太愿意使用财政刺激政策，从而落入流动性陷阱。由于缺乏财政刺激政策，央行只能继续向泡沫化的金融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增加了金融不稳定的风险。此外，在央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资金大量流入金融市场，股市和债市出现大量泡沫，实体经济出现严重扭曲。当泡沫破裂，失衡的经济体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而盯住通胀的央行已经“弹尽粮绝”。以上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本质原因。对于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而言，重点应放在需求端，只有企业修复完负债，才有可能结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现象。在货币刺激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效的情况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要先于总需求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