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

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但它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逐步升华提炼而来，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对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调控仍然有指导意义。

综合平衡理论既是一个基本原理，又是一种根本方法。原理上，它在两个层面具有意义：其一，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产业部门和再生产环节）、生产要素（劳动、资本、人、财、物）和条件（产、供、销等）要相互适应和协调；其二，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单项平衡（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等）和局部平衡（企业、行业、部门、地区、市场等）的基础上再平衡。方法上，它构建了一些重要的平衡工作方法论：（1）每个单项平衡都做成平衡表。（2）调控重点是短线平衡。所谓短线，是指供给短缺的资源，平衡不以长线即供给过剩的资源为重点，这就抓住了平衡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短线所做的平衡也就是紧张的平衡。（3）注重短期平衡与中长期平衡的协调，并留有余地。（4）局部平衡服从总体平衡，全国是一盘棋，只要总体上平衡了，局部上暂时的不平衡是可以保留的。

虽然综合平衡理论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与宏观调控有着许多内在联系：第一，综合平衡理论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即追求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认为任何社会化的大生产都需要一个“中心”来协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整个宏观经济的“有序”发展；第二，强调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与宏观调控的宗旨不谋而合。陈云认为，计划平衡是主要的，但计划并不排斥市场调节，而且还把二者的关系形象地比做“鸟与笼”的关系。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又要市场调节；既要宏观调控，又要微观机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一样存在“鸟”与“笼”的关系，只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建立的“笼”更大更牢，培育的“鸟”也更健壮更有活力。

（二）90年代以后关于宏观调控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中国学者围绕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方式、手段、调控力度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贾康、傅道鹏（1996）认为，应建立间接调控管理体制，政府应减少或退出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完善市场体系，为企业运行及政府调控提供空间和中介，使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信号做出灵敏反映。郭庆旺、赵志耕（1997）认为，从建立和完善财政自动稳定器看，重点是建立弹性税制，要从完善税制结构、调整税率结构入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和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入手。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迅速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相应的产业政策加以应对。刘溶沧（1999）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兼具阶段性、定向性和复合性，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暂时性适度扩张政策，目的是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重心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需求为主旨，综合运用多项政策手段。赵英、倪月菊（2012）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干预、引导实体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向的政策途径，是政府以一种相对适应市场经济、较有弹性的政策，取代了过去的指令性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宏观调节模式，有利于在经济周期的波峰与谷底进行选择性调控，即“有保有压”。对不同产业运用不同的产业政策，避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调控中长期存在的以计划行政手段“一刀切”，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弊病，也是中国经济自90年代末以来，能够较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侯荣华（2002）等研究了加入WTO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与对策。与WTO规则相适应，中国主要应实施对经济的间接调控，在市场有效运行的领域要避免政府的直接干预，减少行政性审批，并适时把WTO新规则和中国的承诺转为立法，将对经济的调控建立在充分利用法律手段的基础上，从而把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上来。

关于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吴超林（2001）指出：“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善，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www.daowen.com)

刘树成（2005）在总结了2003～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成效与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未来宏观调控的几个关注点：（1）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及衡量标准；（2）政策取向：“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3）宏观调控重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把好土地审批与信贷投放两个闸门；（4）宏观调控原则：区别对待、有保有压；（5）宏观调控手段：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6）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要依靠科技进步，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结构调整；（7）宏观调控与构建和谐社会；（8）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首先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其次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政策规则，加强法制建设，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增加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第三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周小川（2011）探讨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首先要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进一步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二要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所处环境，强化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第三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机制框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防范；最后也要使国际收支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欧阳日辉（2009）认为，中国应注重间接手段与直接手段的结合，搭配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对宏观调控的力度做出把控、方向做出调整，进一步加快宏观调控与经济体制的改革。

针对大国的宏观调控，汪娟，李玉双（2012）研究了大国的特点及财政政策调控的三个特征，一是要协调国内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因为大国幅员广阔，国内地区间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经济基础等存在的差异，更有可能造成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导致大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财政政策可以从差异化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政府投资等三个方面来协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二是重视内需对国内经济的拉动，采用相应的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大国人口数量众多，国内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当国外市场受到危机冲击时，它们可以转向国内市场，依靠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三是上述大国特征加大了中央政府财政预算管理的难度，因此需加强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汤凌霄（2012）研究了大国货币政策的特征，认为大国具有国民经济体系完备性和独立性、经济结构多元性以及区域发展差异性等特征，因此首先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二是应该实行差别化和调整结构的货币政策，包括实行差别化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实施优化信贷结构的信贷政策、运用针对特定行业和市场的选择性政策工具；三是构建多元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张红宇（2001）分析了大国农业所具有的特征，提出加强和改善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一是调控理念要转变，由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二是调控目标更加多元化，由保障农产品供给扩展到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以及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关键是支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三是调控对象要拓展，包括产业主体、产业类型、产业环节三个方面；四是调控手段要创新；五是调控视野要开阔，应更多地把中国农业置于全球农业发展大环境中，研究带有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巩固和提升中国农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六是调控能力要提高，大国农业的调控者要具备较强的依法行政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产业调控能力、组织动员能力。

此外，中国学者对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更加关注。樊纲（2015）认为，中国宏观调控比起西方一般的市场经济更复杂的原因在于，在地方政府有配置资源的权力，又不对债务实际负责的特殊的体制下，特别容易形成一种周期，它跟市场周期有些差别，就需要我们分析。我们有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不同的特殊因素，这时候要把地方政府想做一个特殊的市场行为主体。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的时候要思考这个行为主体作用的问题。王静（2008）研究了转型期制度背景下宏观经济管理的三元模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她认为独立的经济利益和GDP为主的绩效考核目标造成地方政府只从本地区短期利益出发，并凭借一定的资源控制权积极促进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促成经济过热的重要主体。对于来自中央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由于占有相对充分的信息而拥有了与中央政府博弈的筹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

（三）经济新常态时期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宏观调控。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确定的总基调。由于国内外宏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仅靠过去惯用的需求侧管理来调控经济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不论从改革角度，还是政策角度，均需要在扩大需求的同时，更加重视供给侧管理和改革，通过加快改革步伐、释放制度红利、推进减税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加快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等，使新供给更好地满足新需求。针对中国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供给侧总体呈外向型、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等问题，下一步要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通过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通过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马建堂等（2015）总结了在新常态下中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重大创新。一是宏观调控要坚持“发展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全球思维”。坚持“发展思维”，把稳中求进作为宏观调控总基调；坚持“底线思维”，把稳增长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坚持“创新思维”，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坚持“全球”思维，把实现国内与国际经济协调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二是宏观调控要采取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是通胀率目标，“下限”是增长率目标和失业率目标。只要经济运行在这一区间，就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来，一旦滑出这一区间，则坚决进行相应的调整，防止危及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定向调控是通过对不同部门、不同群体有针对性降税、降费、降准、降息，着力解决小微企业、“三农”和新型行业的经营困难，增强他们的活力。这是宏观调控的精准化、定向化，是将宏观调控这一常规总量手段赋予了结构工具的内涵。三是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要有机结合，拓宽宏观调控的内涵。一方面改革政府自身，更多激发市场活力，简政放权，另一方面改革宏观调控工具，更多使用市场化手段。四是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短期+长期”的思路。

刘陈杰（2016）^[6]认为当一个经济体金融深化到一定阶段之后，金融周期将与经济周期交互作用，金融稳定将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应将金融稳定放在突出位置，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并构建中国金融周期指数，监测金融风险。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或学者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借鉴了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典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另一方面又紧密联系中国的制度变迁、经济大国的国情特点、改革实践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丰富和创新，从注重内部平衡目标到内外均衡兼顾，进而将结构调整、金融稳定等目标也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集合，并以区间目标取代单一指标值；对调控对象的研究在企业和居民两部门以外加入了地方政府这一特殊经济主体；从注重短期调控到长短期兼顾；从侧重需求调控到供给和需求双向调控；从单纯研究宏观调控到将调控与改革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