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发展理论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战后经济重建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促使三种早期关于发展问题著作的发表，即斯塔利（Staley）的《世界经济发展》、曼德尔·鲍姆（Mandel Baum）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罗森斯坦·罗丹的《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其中，罗森斯坦·罗丹的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一篇标志性的但却引发许多种解释的文章。

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四点创见。第一点是论证了“过剩农业人口”，即伪装失业的问题，过剩农业人口的存在虽然是经济上的一个弱点，但也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力量。第二点是提出了“货币性外在经济”的概念。这种外在经济能带来规模经济，即递增收益。为了获得这种收益，必须在几个互为补充的工业部门同时实行有计划的工业化。第三点是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消费品工业建立之前，必须大规模地筹集大量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分摊资本，即建立起基础设施，而单靠私人市场的积极性是不能及时做到这一点的。第四点是强调了“技术性外在经济”的作用。

克鲁格曼认为，20世纪40年代崭露头角的发展经济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其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缔造者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致命的问题是该领域的先驱没有明确地说明市场结构，即在他们所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他认为发展经济学的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超发展理论不使用正式的模型来表达，而其根本原因则是无法使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相容。虽然规模经济对于超发展理论来说非常关键，但它却很难引进主流经济理论的正式模型。由此，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不能十分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使他们很难与其他经济学家交流基本思想，甚至这些创始人彼此之间也难以沟通。时至今日，有关外部经济、战略互补性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的思想在学术上仍然得到承认，或许仍然对实践有指导意义。

（二）范式Ⅰ的模型、观点与特征

1.结构主义的含义

以结构主义为主导，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创造了数目可观的新概念和新模型，包括两缺口模型、不平衡增长、剩余出路、荷兰病、隐蔽失业、结构性通货膨胀、依附、指导性计划、适用技术、大推进、增长极、不断上升的储蓄比率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等。在这些模型中，除了前述的超发展理论所包含的需求互补性和平衡增长的思想外，另外两个重要的理论模型是二元经济模型和结构变革模型。这些构成了以结构主义为核心的范式Ⅰ的基本范畴。

2.二元经济模型

在二元经济模型中，不发达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一个是传统的、人口过剩的、仅能维持生存的农村部门，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为特征；另一个则是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是从仅能维持生存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逐渐进入的部门。该模型研究的重点是集中于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和现代部门的产出与就业的增长上。现代部门这一自我增长和就业扩张的过程被假定一直持续到新的工业部门将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吸收完毕为止。随着现代部门就业和工资的持续增长，劳动供给曲线变为向上倾斜。伴随经济活动不断地从传统的乡村农业向现代城市工业的转移，将会发生经济结构的变动。

3.结构变革模型

结构变革模型致力于考察在新产业取代传统农业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一段时期内，一个不发达经济的经济、产业和制度结构变动的连续过程。该模型认为，除了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之外，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要有一些相互联系的变化，以便完成从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变。这些经济结构变革实际上包含了所有经济函数的改变，包括生产的转变和消费者需求构成的变化、国际贸易、资源利用以及诸如城市化与国家人口的增长及分布等这些经济社会因素的变化。基于对国内国际条件的考虑，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分配上主张对收入增量的重新分配，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张进口替代或出口鼓励发展战略。

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结构的转变首先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且能够更有效率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在预见力不足和要素流动有限制的既定条件下，结构转变有可能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尤其如此。因此，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总体而言，结构变动分析者对“正确的”经济政策结合可以产生自我持续地增长有利模式这一点持一种乐观的态度。(www.daowen.com)

4.范式Ⅰ的基本特征

以结构主义为核心的范式Ⅰ成为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的主流，这一范式不仅曾经在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被应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综合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范式Ⅰ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唯资本论、唯工业化论和唯计划化论。

（1）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范式Ⅰ认为劳动力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比较充裕的生产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束缚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被归结为资本匮乏。因此，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被看成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极其紧迫的问题。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当时发展理论家们的共识。

（2）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工业化问题一直是发展理论研究的焦点。范式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是传统农业，这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主要差别之一。因此，在这一阶段，工业化被看作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另外，工业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被认为是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途径。

（3）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计划化、强调国家干预是强调资本积累和工业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因为加速资本积累和调节工业布局及进程不能寄希望于私营部门和自发活动，大推进论、平衡增长论，甚至二元结构论都包含着计划化和国家干预的意味。事实上，在范式Ⅰ的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成为对计划化热情最高的年代。

遗憾的是，范式Ⅰ所形成的上述理论和实践并未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相反，在很多地方导致的是灾难。其原因正如张五常所批评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草率地提出异想天开的理论和使人发笑的政策”。例如，由于发展经济学家忽略了土地使用的弹性和相关的产权约束条件，从而提出了隐性失业和二元经济的假说。

（三）激进主义的发展理论

从理论渊源上来看，激进主义或多或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发展中国家国内的阶级关系及国际环境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

以中心—外围论为基点，激进经济学家提出了依附论，从此“依附”进入了发展经济学的词汇表。多斯·桑托斯指出，低度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以前的落后状态，相反，其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依附是一种决定性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制约。某些国家能够通过自身的动力进行扩张，而其他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其扩张只能是处于支配地位国家扩张的反映。这时，两个或多个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便成为一种依附关系。多斯·桑托斯认为，拉丁美洲的依附经历了三个阶段：殖民时代的商业性依附、19世纪末得以巩固的金融－工业依附和战后的技术－工业依附。

概括来说，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主要关注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对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历史及其欧美社会的根源问题的分析；二是对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形式和运行问题的探讨；三是对国际剥削与不平等交换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