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等环境因素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根据环保部对全国空气质量的监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空气污染相对较重的区域，其中京津冀区域空气污染最为严重，2013年排名中，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京津冀地区，且均属于河北省。除此之外，天津和北京也紧随其后分别排在第11和13位。据绿色和平与英国利兹大学研究团队于2013年底发布的《雾霾真相——京津冀地区PM2.5污染解析及减排策略研究》报告显示，京津冀三地的燃煤发电是PM2.5排放最大的单一工业源。北京地区交通行业对PM2.5的贡献高于河北和天津，津冀两地包括钢铁、水泥、制砖等在内的工业生产过程对PM2.5的贡献则明显高于北京。严重的大气污染形势倒逼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必须加强合作，通过区域联防联控和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来遏制和消除雾霾。

北京的大城市病等社会因素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由于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虹吸了天津与河北大量的优质资源，过度集聚导致北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紧缺等“大城市病”越来越突出。河北与京津形成了巨大的落差：2013年，北京市、天津市城镇人口比率分别达到86.3%和83%，已达到高度城镇化阶段，而同年河北省的城镇人口比率只有48%，甚至低于53.73%的全国城镇化率；在人均GDP方面，北京和天津分别是河北的2.37倍和2.5倍；从人均财政支出上看，北京相当于河北近4倍，天津近3倍。北京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也倒逼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重新调整布局，吸纳北京溢出的大量人力、学校、医院等社会资源。

产业、技术、资金的势差等经济因素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不同，京津冀地区是一个经济发展势差较为明显的地区，既存在着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也存在着河北省内较多的贫困县。发展阶段方面。北京处于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比重较大，工业发展重点在于高新技术和创新策源地建设；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服务业比重不大，工业发展重点在于现代制造业的研发和转化；河北处于工业化初期，农业仍占据一定比重，工业发展重点在于采掘以及加工业。但在现实中，三地产业分工并不明确，以石化、钢铁、港口物流产业为例，区域间恶性竞争时有发生。三地在产业发展上形成了一定的势差，结合实际，应加快构建“北京研发—天津制造转化—河北生产配套应用”的三地协同合作模式。要素流动方面。北京的科技成果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其他地区扩散，而河北的农副产品、重工业产品及劳动力等要素流向京津地区，京津对河北周边城市进行产业扩散。此外，京津冀地区跨行政区的交通网络未能很好地综合统筹，交通发展不协调，导致京津冀三地除国家级通道外，道路网断头现象时有发生。

京津在高端产业发展、资金、技术、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要素优势，但缺少发展空间，而河北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缺少资金与技术支撑。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生产要素流动重组来实现的，一体化动力就在于各区域之间存在产业发展的势差和动能，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市场和资源共享，促进各方利益的实现[20]。京津冀在要素禀赋、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将这种优势释放出来，并通过互补来提升区域的整体实力。由资源结构和区域分工规律决定的级差导致了产业结构上的梯度落差，而这一落差也恰为经济上的优势互补和相互支撑提供了条件[21]。由于市场原因，三地均有较强的合作需求，产业、技术、资金的势差等经济问题也倒逼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重新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

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区域因素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1993年以来北京一直被赋予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2004年北京市新版规划去掉了北京“经济中心”的定位，直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新赋予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功能定位。可以看出北京逐渐被剥离非首都功能，尤其是经济职能。虽然如此，由于北京一直作为我国首都，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导致人口与企业大量往北京集聚，助推了北京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北京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远远小于其“虹吸效应”，北京市的发展挤占了天津市尤其是河北省的优势资源，河北省长期往北京“输血”，而自身“造血”能力不足，于是产生了“环北京贫困带”“灯下黑”的现象。2016年，北京市人均GDP为11.81万元，天津市人均GDP为11.45万元，河北省人均GDP仅为4.29万元，不到北京、天津的一半。其中，唐山市的人均GDP最高，为8.10万元，其次为廊坊和石家庄，分别为5.79万元和5.50万元，其他市人均GDP均低于五万元。(www.daowen.com)

京津冀区域发展缺少整体配合，京津产业同质性较高，处于争夺资源的竞争状态，且与河北省经济发展差异悬殊，三省市没有形成有序的产业梯度，产业发展不能有序衔接。三省市割裂式的发展模式既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也不利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既导致京津冀地区在经济实力上与长三角、珠三角有一定差距，又使得京津冀地区对周围省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难以有效发挥北方经济增长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城市群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深入人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迫在眉睫。

表2-2　环京津贫困带范围表

数据来源：2012年国家扶贫办公室扶贫开发重点县名单

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等政治因素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群是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集约、高效的空间组织形态，是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城市群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载体和单元，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配置全球要素资源的场所，因此城市群的发展备受国家的重视[17]。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规划了21个不同规模与等级的城市群。目前已经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与知名度的城市群仅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虽已提出多年，但无论是在整体实力还是影响力上均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存在一定差距。京津冀城市群内包含我国首都北京，直辖市天津以及河北省，经济基础良好，政治地位也是其他城市群所无法比拟的。国家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被共同列为我国的三大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是党中央的站在国家利益与区域发展角度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有利于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增强区域空间承载力，抢占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高端位置，打造我国具有影响力的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