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层级规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地方规划不能与国家规划有效对接，其中最突出的是《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之间的冲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明确了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定位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不再具备全国经济中心的职能。《纲要》旨在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既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难题，又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联动与一体化发展。《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坚持了城市功能定位，却将承载“四大中心”定位在城六区，将城六区以外的平原地区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地和新增首都功能主要承接区”，津冀地区只能承接高消耗产业、一般性产业，已有的教育资源和企业总部并没有纳入疏解范围[19]。这样，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企业总部与科技创新功能无法外迁，北京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占据国家经济中心的地位，这与国家规划背道而驰，必将给北京环境承载力带来巨大压力，也不利于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

缺乏产业转移保障机制。就京津冀产业转移来说，天津与河北处于竞争关系，制定的产业转移目录高度重复，两省市争相引进北京的规模性产业、人才密集产业、高端产业，而这类企业也是北京愿意留住甚至有意愿继续引进的企业，三地产业转移衔接出现矛盾，而又缺乏产业对接保障协调机制，降低了产业转移的可操作性。此外，三地合作建设的承接平台，多为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共建，虽然灵活性较高，可操作性较强，但是由于缺乏中央或省级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这也给实际操作性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一旦地方政府换届或财政收紧，合作很可能就半途而废。(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