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研究产品差异化的文献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文献是以Hotelling（1929）为代表的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或选址模型（Address/Location Model）。这类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消费者的偏好是基于产品自身特征的，异质性消费者对于某种产品的特性具有不同的偏好，每个消费者只能够消费一单位的产品，不能够同时消费多种产品。以饮料为例，所有产品具有一个共同特性——甜度，但是不同品牌、不同系列的饮料甜度是不同的，消费者对甜度的偏好将决定他偏好的产品。由于不同消费者喜欢的甜度不同，因此偏好是不对称的，如果消费者选择的不是他最喜欢的甜度，就会产生运输成本（或称之为错配成本），消费者需要在产品价格和运输成本之间做出权衡取舍。此后，Lancaster（1975，1979）和Salop（1979）对空间模型进行了拓展。Lancaster（1975）将消费者的偏好基于产品特性而非产品本身，企业需要对于产品特性做出选择，研究发现：当规模经济存在时，相较于完全竞争情况，垄断竞争会产生过度差异化，完全垄断则会导致差异化不足。Salop（1979）的模型与Hotelling（1929）模型更为接近，研究的是环形模型中的选址和定价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与最小化生产成本的厂商数量相比，仍然会出现过度进入的问题。因此，上述文献一般得出的结论都是企业的过度进入。

第二类文献是Chamberlin（1933）、Spence（1976）、Dixit 和Stiglitz（1977）建立的代表性消费者的垄断竞争模型。垄断竞争模型中对于消费者偏好的假设是基于产品的，即消费者喜欢多样性：（1）消费者的偏好定义在大量可供选择的差异化产品上；（2）消费者在所有可能的差异化品牌集上的偏好是对称的。因此消费者的偏好可以被直接加总，从而使用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表示。对称的偏好意味着代表性消费者将产品集内的所有产品视为彼此的良好替代，并且不同产品间的替代性是相同的。Chamberlin（1933）开创了研究产品差异化的垄断竞争模型，以是否在最低平均成本处生产作为社会最优的衡量标准，发现企业会过度进入市场，而且每个企业的生产也会不足。Spence（1976）的研究发现，既有可能出现过度进入，也有可能出现市场中进入不足的结果，这将取决于需求弹性的大小，当需求弹性较小时可能会出现进入不足。在后续的研究中，代表性消费者模型被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比如国际贸易（Ethier，1979，1982；Krugman，1979，1980，1981；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Grossman 和Helpman，1989；Neary，2004）、经济增长（Romer，1987，1990；Grossman 和Helpman，1991；Ethier，2004；Smulkers 和Van de Klundert，2004）和宏观经济学（Blanchard 和Kiyotaki，1987；Rotemberg，1987；Weitzman，1985；Startz，1989）等。

上述两类模型相比较而言，代表性消费者模型建立的是差别化产品的总需求模型，允许多品牌竞争，消费者喜欢多样性，但是没有探究单个消费者行为的类型以及消费者的分布。这种模型假设所有消费者都是同质的，他们可能将不同产品混合消费而不限于消费具体的某一种。特别的，使用CES 效用函数形式（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Utility Function）的代表性消费者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价格减去成本的加价（p -c）不随厂商数量而改变，替代弹性都相同。对应地，空间模型中仅考虑了单一品牌的特性，认为消费者仅喜欢某一种品牌，缺点在于消费者在众多产品中只选择一种产品。Perloff 和Salop（1985）将空间模型与代表性消费者进行了结合。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Spence（1976）和Dixit 和Stiglitz（1977）使用的代表性消费者的垄断竞争模型（简称S-D-S 模型）并不适合用于本书研究政府持股比例和国有性问题，因为S-D-S 模型在计算社会福利最大化时只考虑消费者剩余，并将企业的零利润条件代入，即将消费者优化问题中的资源约束条件使用企业零利润条件代换，因此计算的社会最优是基于将所有的福利权重均施加到代表性消费者处，而通常我们在计算帕累托最优或者帕累托次优的时候，事实上是要给经济体中每一个人赋予权重的，比如寡头垄断模型中讨论社会最优的时候，我们需要将代表性消费者和生产者等权重，并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加总。换言之，S-D-S 垄断竞争模型的成立必须包含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就是企业的零利润条件，每个企业还是价格接受者，所以S-D-S 模型严格意义讲并不是n 个企业模型，而是n 类企业模型，即每一类产品市场中都有无穷多个企业存在，所以在每一类产品市场中都是完全竞争的，因此就没有福利损失，也就失去了垄断性，导致我们在这一框架下无法讨论国有股权比例和国有性问题。而且，我们在第3 章中建立的模型框架是单一产品下的完全垄断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因此我们将单一产品下的寡头垄断模型拓展到具有产品差异化的垄断竞争模型，需要前后两个模型具有可比性，同时保持模型的连接性和模型结构的一致性，因此只有将单一产品下的寡头垄断模型拓展为多个产品下的垄断竞争模型，我们才可以看到单一因素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分析产品差异化效应对于政府最优干预方式选择的影响，并检验产品多样性是否是造成政府部分持股或是对于不同行业持股比例不同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区分是由于产品种类的增加或是产品差异化带来的影响，还是因为市场结构变化或是竞争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

除此之外，企业与产业动态（Firm and Industry Dynamics）领域的动态研究框架也不适用于本书的研究。虽然从理论上讲，企业与产业动态是产业组织理论中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很多问题本身就是动态的，比如投资者行为、企业成长、对于政策变化产生的动态反应、企业间的动态竞争行为等，因此有非常多的学者展开了系统研究（比如，Gibrat，1931；Dunne et al，1988；Jovanovic，1982；Maskin和Tirole，1988；Hopenhayn，1992；Ericson 和Pakes，1995；Bajari et al，2007；Ryan，2012），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纯粹的产业组织理论角度出发，使用动态规划等方法研究自然的变化（因为动态随机过程都是在极力描摹与现实情况一致的过程），关注的是不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策略性、竞争主体中存在的异质性，以及企业间竞争过程中存在的随机性，动态框架（Dynamic Framework）也更适用于研究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进入障碍（Entry Barrier）与进入成本（Entry Cost）、企业规模与产业规模变化等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没有考虑与政府干预相联系，本书研究中垄断性也被定义为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而且为了保持模型的连接性和模型结构的一致性，将单一产品下的寡头垄断模型拓展为多个产品下的垄断竞争模型需要保持在相同框架下，因此企业与产业动态领域已有的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并不适用于在市场化运作机制下研究市场垄断性与政府持股的问题。

基于此，在本章的研究中，我们依然只关注市场垄断性这一影响因素，不考虑代理问题对于政府持股造成的成本，并尽可能基于市场化行为进行讨论，但是在第3 章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产品差异化，同时保有市场的垄断性。市场中有m 种产品，m 种产品之间具有替代性，产品种类的数量固定，可以认为是无穷多空间，即创新的空间无穷大；n 个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一旦企业进入市场，该企业就会在这m 种产品中挑选一种产品进行生产，假设单个企业不能同时选择两种产品生产。在我们这一模型中，垄断性体现在单个品种的产品生产上，竞争性体现在不同种类产品的替代性上。

与本书研究比较接近的文献是Koenker 和Perry（1981）的文章，他们考察了只能控制企业数量的结构性政策（Structural Policy）、只能控制企业产量的行为性政策（Behavioral Policy）和同时控制企业数量和企业产量的帕累托最优，但是更多的是基于纯粹的产业组织理论角度出发，没有与政府干预相联系，没有基于市场化运作下求解政府的最优干预方式，也没有严格证明长期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结果的差异。Perry（1984）虽然提到政府的干预方式，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入场费控制进入，然后补贴亏损的企业，但是这篇文章只是提及了这一观点，并没有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进行分析。与已有研究的第二点不同在于，本书将重点检验政府持股并给予补贴的方式是否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并改善由于进入成本带来的福利损失。除此之外，在比较长期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结果的时候，本书也将分离商业盗窃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和产品差异化效应的不同作用效果，丰富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

在本章的研究中，我们将以Koenker 和Perry（1981）的研究作为模型框架，引入政府不同的干预方式和预算约束平衡条件，并按照下述逻辑进行分析：

（1）长期均衡

（2）帕累托最优(www.daowen.com)

第一阶段：社会计划者同时选择企业数量和企业产量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max W(q,n )；

第二阶段：代表性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解得qD(p )。

（3）帕累托次优

（2）帕累托最优

第一阶段：社会计划者同时选择企业数量和企业产量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max W(q,n )；

第二阶段：代表性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解得qD(p )。

（3）帕累托次优

（4）政府干预

（4）政府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