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城镇化之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和观点。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了乡村人口城镇化的思想，这种思想实际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即主要通过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产业向城市集聚的方式来实现城镇化。在城市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吸引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基本放弃了这种思想，希望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快好省地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城市发展道路。这种中国式的城镇化道路就是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工农紧密结合，农民就地城镇化。毛泽东理想中的中国式的城镇化是在兼顾农村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农村工业，工业带动农业，工农互相促进。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选择必须从中国农村出发，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带动城镇化。毛泽东认为，农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村的发展。只有把大量农民约束在农村才能首先保证农业的发展，进而发展农村工业，吸引闲散农民参与到农村工业中去，实现就地的城镇化。主要思路有：

一是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在农业产品基础上发展多种深度经营，实现产、供、销一条龙，在农村积极发展工业，使农村的闲散人口变成工厂的工人，慢慢将农村变成另一种城市。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釆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移到了城市。”⁽¹⁾

周恩来也指出：“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²⁾这体现了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在处理城乡关系上要城市支援乡村的发展，工业支援农业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说，“中国革命是依靠农村，积蓄力量，组织武装队伍，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现在要反过来，由城市领导农村来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生产上如此，文化上也如此。要提高农村文化水平，城市就必须为乡村培养大批干部”。⁽³⁾

二是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要重视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性作用。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生产。没有农业和足够的粮食，工人都养不活，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真想发展重工业，就要注重农业和轻工业”⁽⁴⁾。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⁵⁾

主管中国经济工作的陈云也始终把农业摆在首要位置，陈云强调：“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⁶⁾

三是确立城乡兼顾、工农并举的原则。1949年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城市与乡村要兼顾、协调发展。他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⁷⁾刘少奇在此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城乡一体”的思想。他指出：“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⁸⁾

四是通过发展乡村工业化，消灭城乡差距。毛泽东强调，“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⁹⁾，这一想法实际上就是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点转为“公社工业化和农业工厂化”，即分散的工业化和就地城镇化。乡村工业化对于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对于缩小城乡差距、繁荣农村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城乡关系的思想方面较前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城乡良性互动、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思想。(www.daowen.com)

一是明确推进城镇化必须强调“三农问题”的基础性作用。要想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就要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强调：“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¹⁰⁾“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他指出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而且“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¹¹⁾

江泽民也十分重视“三农”问题。他指出：“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国的自立；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我国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¹²⁾1991年11月25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议上又一次强调：“农业上不去，整个国民经济就上不去；农村不安定，整个社会就不会安定；农村经济得不到相应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就不可能实现。”⁽¹³⁾

二是推进城镇化必须要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邓小平把实现城镇化、努力缩小城乡差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邓小平指出：“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当然差距总还是会有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¹⁴⁾正是基于这种思考，邓小平十分重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他强调，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¹⁵⁾。同时，农业的发展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¹⁶⁾

与邓小平思想一脉相承，江泽民明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大力支持农业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建国初期实行依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战略是必要的”⁽¹⁷⁾，工农业的发展要统筹兼顾，不能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后，工业就有个支持农业、武装农业的问题。这包括工业要拿出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农业”⁽¹⁸⁾。在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明确提出“努力使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的思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最终实现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是推进城镇化就要重视人口素质在城乡发展中的作用。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982年在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相关领导的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科技水平发展缓慢、高素质农业人才匮乏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并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针对这一状况，邓小平指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¹⁹⁾。

四是推进乡村城镇化就要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促进人口转移。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十分强调转移农业人口的必要性，并把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建设作为转移农业人口的重要措施。邓小平指出：“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²⁰⁾同时，邓小平也充分认识到农业人口市民化的必要性。他指出：“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²¹⁾

江泽民也非常重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积极作用。江泽民指出：“发展乡镇企业，对农村的建设是一项带有革命性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化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²²⁾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根本方法。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也不仅是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张，而是要实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生活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人口素质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根本转变。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明确其原则是“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其途径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其任务是“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更加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方针与原则，指明了城镇化发展方向。